九月十六日这一天，天津有雨。

天津学联会所在的那幢小砖楼，从清早起，便滴滴答答地掩在初秋的细雨之中。邓颖超在砖楼上等得心焦。她与二十个同伴一起，一直在等待着一个核心人物上楼。

邓颖超期待着的脚步声，终于咚咚咚地响在楼梯上，只不过不是周恩来一个人的，他带了一群人，七八个，男男女女，都是矮个儿，高颧骨，黝黑皮肤。

周恩来一推进门，就对在门内聚着的二十位年轻伙伴说：“我带了几位南方的同学来了，广东的，都是无政府主义学习会的。”

邓颖超和刘清扬一起说：“欢迎欢迎。”

大家一起鼓掌。鼓掌的大多是女同学，白衣黑裙，红扑扑的脸，一朵朵花一样。邓颖超接着就忙着搬椅子，招呼大家坐。

周恩来突然说：“为什么要坐这里？同学们，为什么我们不到楼外去？”

刘清扬奇怪了，说：“外面有雨啊！”刘清扬直隶女师毕业，一向快人快语。

周恩来说：“我九九藏书们今天不是结社么？结社目的，就是相互携手，风雨同舟。觉悟之社，就是觉悟之舟。舟既造就，缺风缺雨怎么行？”

天津学生成立“觉悟社”的这一天，正是陈独秀在北京出狱的日子。当然他们并不知道陈先生是在这一天被释放的。他们在这一天，只为自己身上奔流的热血而激动着。正因为有这样的年轻热血在中国大量存在，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相联系的报刊和社会团体才会雨后春笋般涌现于大江南北。对于中国，时候确乎是到了。

“那还用说吗？”周恩来的风雨提议，获得了来自直隶第一女师的郭隆其和张茗茗的一齐欢呼，“走，迎风迎雨去！”

于是邓颖超也急忙跟着说：“出楼！出楼！”

来自南开等学校的十名男学生也轰轰嚷嚷地跟着女学生下了楼，立马冲入了蒙蒙秋雨之中。邓颖超激动得仰起脸，张大嘴，让雨丝直接落入口内。刘清扬问她吃什么，十五岁的邓颖超大声说：吃天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先听听广东朋友的介绍好不好？”周恩来这样提议。

“好！”二十位天津学生骨干一齐在雨中鼓掌，而来自广东的八位青年忽然齐刷刷站成一排。

一位广东男学生上前一步，做了个夸张的手势，像是登台演说：“无政府之社会，乃是人类最先进最完美之社会！”

一位广东女学生紧跟上，也是一个夸张动作：“无政府之世界，乃是人类最向往最渴求之世界！”

再一位男学生说：“完美之世界将必定是十三无：无地主！”

另一男学生接上：“无资本家！”

女学生接上：“无首领！”

就如说接口令似的，南方来的这八个精精神神的学生每人都喊出了一个“无”，并配以造型动作，掷地有声，势若万钧：“无官员！”“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厅！”“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

喊完，造型即完毕。

“对不起，我们要赶赴北京，告辞了！”八位男女又一齐这样说，说罢，便呼啦啦行走，照旧冒雨而行。

邓颖超羡慕地望着这群人的背影，大声说：“啊，真了不起！”

“太叫人激动了！”刘清扬也这么说。

马骏抹抹满脸雨水，声若洪钟地说：“我读过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学说真是一个奥妙无穷的学说！”马骏是南开学校的，回族，平时少说话，一开口就显激动。

“无家长，那我们连爸爸妈妈也不要了？”李毅韬忽然这么问。

“无婚姻制度，那就是别结婚了？”身为天津学联会会长的谌志笃忽然也发笑。

邓颖超试图纠正：“不是不结婚，而是没有家庭的束缚。”

“结了婚，就意味着有家庭！”谌志笃说。

“家庭，代表着宗法。未来的社会，是容不得半点封建宗法的！”周恩来送走了广东学生，匆匆跑回来，严肃地指导大家。“来，我们现在就开始！”

邓颖超问开始什么，周恩来说：“忘了？今天我们成立觉悟社，其宗旨就是：要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取大家的自觉、自决！所以，第一个觉悟，也就是最基本的革新，便是彼此废除姓氏，互相称代号！”

郭隆真说，对了，纸阄已经做好了。于是周恩来敞开自己的衣服口袋，说：“投进去！”

五六十只折叠好的纸阄被大家投入周恩来的湿漉漉的外衣口袋，衣袋立即鼓满了。

周恩来将手擦干，伸入衣袋，使劲地来回搅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均为封建符号！生命一降世，便有家族宗法的绳索套上来，无疑是悲哀！我们觉悟社全体社员，作为新世纪的创造者，首先自身要做到反叛传统，割断历史！我们今天就废除姓氏，互相以秘密代号称呼！”

“万岁！”男女同学一齐欢呼。

周恩来宣布：“把手擦干，伸进来！每人摸一个！”

“我二十九号！”马骏摸出一张，一展开就喊。

“我十三号！”郭隆真宣布。

“我一号！我一号！”邓颖超忽然欢喊，把打开的纸阄高高兴兴送到大伙眼前。

周恩来说：“你拿一号真没错，每一回冲锋陷阵，你都在最前头！现在我来取一个。啊，以后，请社员们都称我为五号！”

“五号！”马骏喊。

“到！”周恩来雨中扬眉，立正姿势做得很标准。

众人笑，笑得雨丝乱颤。

周恩来又庄严了神情，说：“我现在有一种非常崇高的感觉。”

大家看着他，安静下来。

周恩来说：“我们今天为主义，牺牲了自己的名姓，算是小的牺牲。将来，为民族，为国家，为大众，我们还要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我想，对于我们觉悟社社员而言，这应该是最起码的觉悟！”

“恩来，我也准备牺牲！”邓颖超表态最响。

“叫我五号！”

“五号，一号准备牺牲！”

周恩来说：“大家都有这个觉悟，我五号非常高兴。今日，应该就是我们为国为民奋斗终生的宣誓之日！”

马骏说：“五号，我提议，我们觉悟社的第一个活动，就是讨论一次无政府学说。”

“我不赞成。”

“为什么不赞成，恩来？”

“叫我五号！”

“为什么不赞成，五号？”

“你们有谁读了昨天出版的《新青年》六卷五号？读过的，请举手。”

“登了什么文章？”邓颖超好奇了。

周恩来介绍说是李大钊先生的文章，叫做《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又说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学问极好。邓颖超摇头说没读过，大家也都说没读过，于是周恩来大声说：“我读了，昨天连夜读了。马克思真是个伟人。李大钊也是个伟人。今天是我们觉悟社的成立日，我五号提议，本社成立后的第一次活动，就是邀请李大钊先生来天津，给我们介绍马克思主义。”

邓颖超又表示了疑惑：“那你为什么今天要叫来无政府主义的朋友？”

“当今主义众多，五号以为，唯有比较，唯有鉴别，才有我们觉悟社的觉悟！”

邓颖超长时间盯着雨中的周恩来，忽然间觉得他非常聪明，以至她晚上与母亲睡在床上，还谈到这个浓眉毛的周恩来。

“今天我得了一号，”她对母亲说，“我想一定是爸爸在天之灵的缘故。他要我什么事情都冲个第一名！”

母亲笑。每次当女儿提到父亲，她听了都高兴。邓颖超几乎没见过流放于新疆的“犯官”父亲，三岁之记忆，早如雾气般散淡。七岁那年，父亲邓庭忠暴病故于西陲，孩子从此更无父亲之印象，然而杨振德就是喜欢女儿提到父亲。

邓颖超现在提到的却是另一个男人了。“周恩来这个人，真聪明！”她说。

母亲注意地看着女儿容光焕发的脸。哪怕在暗淡的光线中，她也看清了女儿的脸。女儿又说：“无政府主义什么都好，就是无家长这一条不好。怎么能不要爸爸妈妈呢？妈，我从小没了爸爸，要不是你每天起早摸黑含辛茹苦，哪有我的读书呢？妈，你哭了？”

“文淑，你长大了。”

“妈妈，我还没有长大。周恩来说，真正成熟的人，是懂得救国之路的人。我们觉悟社的人，其实都还没有真正觉悟。譬如，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呢？能救我们国家吗？李大钊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先生呢？”

李大钊是个什么样的先生，邓颖超在觉悟社成立的五天之后，就亲睹其风采了。她不仅见到了两撇大胡子，更听到了随着大胡子的抖动而响彻全场的慷慨激昂的演说。李大钊此回应邀演说，接受得也非常爽快。他非常愿意跟天津卫的学生当面交流思想，就像他非常喜欢跟自己学校的学生在图书馆聊天一样。

李大钊登上了南开学校的讲台。他一边走一边微笑地注视着台下。他看见了密密麻麻的年轻的眼睛，他明白什么叫渴望。他一直有这样的信念，中国之所以还没有绝望，就因为存在着中国年轻一代的如此焦灼的渴望。

应该给予渴望以真正的甘露，这就是我们这些身为教授的人应该做的事情。李大钊双手扶住讲台的边沿，这么想着。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学生们的掌声渐渐平息下来。

李大钊选择了一个切入的角度。

“同学们，我还没有开讲，在台下就收到了同学们递的纸条八十多张。刚才我请周恩来同学帮我计算一下，看看同学们关心的是什么。现在计算出来了，有三十六张纸条问的是马克思主义到底鼓吹什么？于中国适用不适用？有二十四张纸条是问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是不是天底下最好的主义？还有十二张纸条问的是工读主义，四张纸条问的是实验主义，四张纸条问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说真的，同学们，从你们的问话里，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希望！”

所有的眼睛都如细细的萤火，麇集于一堂，李大钊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很强的光亮。

“你们不少同学都看过我写的文章，知道我是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刚才，我走上讲台之前，就看见讲台上贴了一幅大胡子的马克思画像，当时我就想，你们天津南开的学生，一定是早就准备着我来大大地谈一番马克思的了。”

“不对，李先生，”前排边沿上有一位青年起立，大声说，“我们不管什么主义，我们只想听好主义。”

“对！”许多人附和。

那青年又说：“马克思，巴枯宁，他们虽然像中国人的姓名，姓马，姓巴，可是他们都是洋人，他们的主义是洋主义，难道我们四万万中国百姓只有选择走洋路，才能摆脱黑暗吗？”

坐在前排的周恩来明显地不安起来。他觉得前排的这位同学有点不礼貌。

“我就顺着这位同学的问题来说吧，我现在不讲洋话，先说说土话吧。我就从一双老土布鞋说起。”李大钊弯腰，除下自己的一只布鞋，举起来。“我今天来天津，就是穿这双老土布鞋来的。我穿了三年，鞋底磨出洞来了，我昨天还在鞋底上钉了两块皮掌。我一边看鞋匠钉鞋的时候，一边就在想，选择鞋子，很重要啊，一个人要走一条好路，必得要有一双好鞋子。有了一双合脚的好鞋子，即便走长路，走夜路，走险路，心里都踏实。我此刻有点好奇，我想知道，同学们今天都穿的什么鞋呢？是不是像我一样是一双圆口布鞋呢？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不妨举起鞋子给我看一看。”

会场一片骚动。这个提议太新鲜。

接着，便有许多鞋子举起来了。再接着，更多的鞋子举起来了。

绝大多数同学都举起了鞋子。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皮鞋，黑色的或者是棕色的。周恩来举的是一双黑皮鞋，帮沿上甚至有了一条细细的豁口。邓颖超举的是一双浅棕色圆口皮鞋，几乎全新，上个月母亲才给买的。

李大钊说：“很好。我全看见了，八九成都是皮鞋。皮鞋，也就是洋鞋。中国原不产洋鞋，洋鞋都是从洋人那里舶来的。同学们，你们如果觉得中国人绝对不能走洋路，那又为什么个个都要穿洋鞋呢？”

许多听众闻言一愣。

“问得好！”有人回过神来，大声喝彩。

李大钊清清嗓子，继续说：“我们穿洋鞋，是因为觉得洋鞋牢固，便于走路。走什么路呢？大家在天津，在中国，肯定是走中国的路。由此可见，穿洋鞋，还是能走中国的路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下这样的决心，在中国的土路上，走出一条洋道来呢？依我看，应该下此决心。马克思主义的洋道，你们以为平坦吗？并不平坦，并非一马平川，并非开满鲜花。这条洋道，说得透彻一点，是一条血路，殷红的血路。什么血？工人的血！农民的血！革命者的血！我们北方邻邦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们在驱赶沙皇的时候，他们的鞋面上，不都有血淌着吗？你们一定读过不少关于俄国的报章书刊，这种血，你们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我说，穿洋鞋的同学们，你们一定不要听不得洋主义，一定不要拒绝走洋路。不管什么主义，什么路，只要能为中国民众谋到利益，能让帝国主义滚蛋，能让军阀下台，能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都要欢迎，且是鼓掌欢迎！”

“说得太好了，我们为李先生这番话鼓掌！”马骏如一匹烈马一样兴奋地蹦起来，“我们就用这双鞋鼓掌！”

他啪啪啪地打击起手中的皮鞋来。

不少同学以皮鞋击掌，啪啪声一片。

邓颖超喊：“你们这样做，不礼貌吧？”

李大钊笑：“击得好！击得好，你们这么一敲，就让我听见了洋鼓声！洋鼓一敲，就是队伍开路了，就是士兵出发了！”

“对！”同学们齐声喊。

“我希望天津南开的学生们，扎紧你们的鞋，好好走路！走一条好路！我所说的好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之路！这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路！今天的演讲人李大钊的大胡子，同学们很快就会忘记掉，但是，有一个人的大胡子，同学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人就是马克思！”

李大钊的有力的手，直指贴在棕色讲台上的一张小小的马克思画像。这张画像是周恩来从一本书刊上精心地描下来的，面相描得不怎么样，一把胡子倒描画得很传神。

全场又卷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次是手的鼓掌，而不是“洋鼓”之声。

周恩来两眼放光，冲着邓颖超的耳朵大声说：“一号，我们这回请李先生，请得太对了！”

邓颖超真喜欢周恩来这样对她说话，于是拼命点头。

长沙与天津一样，民众的思想热度一直不曾稍减，陈独秀被释放了，原想安静一会，结果还是闹腾，民众在街头像中了疯魔一样，一个主题接一个主题，红纸旗绿纸旗摇个不休，这叫治理着湖南的张家四兄弟很不是滋味。

这一天张敬汤旅长倒背着手，阴沉沉地盯着河边的木笼子。这一天是早晨，竖在河边的一排又一排的笼子的粗粝木条上，结满了雪白的霜。

转眼就到了冬天，长江以北早已雪花纷飞。长沙呢，长沙虽未降雪，进入十二月之后，却也悄悄来了数次寒流，满街早早地走动起了破棉袄。

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宣传，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以来，虽则在中国风势日猛，被新思潮带动的各种青年社团的拔节也有如雨后春笋之势，然而中国封建势力所端起的刺刀的寒亮程度，倒也是与季节同步的，凛冽而有力。比如张家四兄弟就一致认为，长沙不能再乱下去了，什么反对帝国主义，什么焚烧日货，长沙需要秩序。

旅长张敬汤现在举起了马鞭。河对岸的百姓越聚越多，他要用马鞭子点散这些人群，就像点穴道一样。刁民火气很易膨胀，但是，经不住点穴。只要镇压得法，来得快，也退得快。他是武夫，武夫相信马鞭。

他刚要爆粗口骂娘，那些检查站笼的士兵们先扯开了嗓子。

“硬喽！”一个士兵从木笼抽回木棍子，这样喊。

三十几只站笼里，每只都关有一名人犯。由于站笼这一刑具本身的残酷，所有的“站人”不管是死是活，一律都是卡脖挺身的惨状。

冬日的惨白的阳光照耀在这些惨白的仿佛都已死去的人脸上。

士兵拿着一条木棍，挨个儿伸进站笼捅一捅，然后拉着声调喊：“硬喽！”

又是一个站笼，一个耷拉着脑袋的。兵士捅一捅，喊：“硬喽！”

晚上天冷，果然有好几个站死了。

兵士又捅一个，发现是动弹的，便喊：“没硬！”

“也算硬了，”张敬汤厉声喊，“看见没有，尿了！这是临终尿！也算硬了！”

“是，”士兵挺身说，“硬喽！”

张敬汤冲着所有的站笼子骂：“娘的，站够了没有？我说你们怎么就没种呢？有种的，到日本去闹，在长沙胡闹什么？什么湖南民众要站起来，好吧，站起来吧，今儿就让你们站个够！现在站够了没有？站出滋味来了没有？”

长沙的焚烧日货大会，是他哥哥张敬尧亲自下令镇压的。张敬尧曾警告长沙的一些蠢蠢欲动的学生和老师们，斩钉截铁说：“你们不准开会，不准游街，不准检查商店，否则，本帅就要办人！”谁知这帮暴民根本不把张敬尧放在眼里，不仅是游街举旗子，还要放火，那就对不起了，张家四兄弟都不能客气了。

张敬汤一接令箭，出手就快，两个钟头后就率领马队包围了长沙教育会坪。那是十二月二号，风大，火也大，教育会坪上口号声更大：“抵制日货！”“抗议福州惨案！”“严惩日本凶手！”张敬汤实在看不下去。长沙人怎么一个个都平生凶蛮之气，折腾个不停了？就算福州出“惨案”，长沙百姓较什么劲？福建早已划入日本人的势力圈，偏福州学生多事，动不动就检查商店，焚毁日货，那就怪不得人家那个“日本居留民团”来同你冲突，打死你一个，打伤你七个。福州学生也太会闹，不仅不收兵，还电求全国，什么“衅由彼开，损失均在全国”，什么“只论强权，不问是非”，什么“请各省各地爱国团体团结起来一致反抗，一定使日本政府对其居留民行凶暴行加以严惩，并负法律上责任。”全国各界联合会便也跟着多事，通电尽是“警告全国父老，使知吾国危亡已在眉睫，迅与日人断绝国民交易，厉行抵制日货”之类。这么一来，长沙人岂有不跟着闹的？而且他哥哥还特意告诉他，要查查那个喜欢“开闸放水”的毛泽东，看他在湖南学联被强令解散、《湘江评论》被查封之后，是不是还在其中窜跳，如若是他，此回严惩不贷，甚至亦可干脆一点，就地正法。

三十二岁的旅长张敬汤那天没有抓到毛泽东。这个又把湖南学联强行恢复的强人，估计是在火光里脱逃了。张敬汤的马队踏过火堆也踏过了所有的学生、妇女和商人。当时他只记得自己一路挥舞着马鞭，照着一张张湖南人的脸就抽。一个女孩子被他抽了一鞭，倒地之后，又被一个士兵迎面一枪托，打下好几颗牙齿来。当时他的马已经踏过去了，他没看见那个哇哇大哭的姑娘随后又从血肉模糊的嘴巴里吐出一堆牙齿来，他更不知道这个从此成了无牙姑娘的女孩子名叫石花，她的摆水果摊的父母亲在三个月之前双双横死在他哥哥的车队前面。

一万长沙暴民在他的枪刺和马鞭下四散而逃，强作反抗之状的便抓了起来，连夜送入了站笼。中国人要站起来，你们自己喊的，那就站吧。张敬汤为此请示了哥哥，哥哥张敬尧说：“站！”

张敬汤冷冷地想，站了一夜，就有站死的了，这些敢放火敢叫喊的暴民，也没几根腿胫骨是硬朗的嘛。

于是他又扬起马鞭子，恶狠狠地朝小河对岸的围观人群喊：“都给我记着了，凡是不好好在家里窝着，贼着心想在湖南站起来的刁民，我张敬汤就开恩了，我让他这么站着！妈妈的，你们还有想站的没有？”

由于有兵士的枪刺所构成的警戒线，悲愤的长沙民众只得隔着小河相望。“当家的，你冤呀！”人群中出现了妇人的哭喊而竟至昏倒。

毛泽东和何叔衡挤在人群之中，只觉气血一股股上涌。

“黑暗至此！”何叔衡的眼镜后面有些泪水。这位前清秀才容易动感情。“黑暗至此！”

一名穿黑袍的外国传教士隔河拍照，仔细拍那些奇特的站笼子。毛泽东看见了，一路挤到他身边，咬牙切齿说：“先生，你今天拍到了中国最黑暗的东西！”

传教士解释说：“这种照片在伦敦卖，一张可以卖五个英镑。”

“你看到几个站笼子？”

“三十五个，先生。”

“数错了！”

“不会错。早上是三十六个，有一个坏了，拿去修了。”

“数错了，先生！在我眼里，是四万万个站笼子！”

“四万万个？”传教士放下相机。

“四万万个！四万万个最野蛮的站笼子！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现实！”

“先生，让我给你照个相吧！”传教士一藏书网时间瞪大了蓝色的眼珠子，“我总算碰上一个能看到有四万万个站笼子的中国人了！”

毛泽东一把挡开他的照相机，转身对悲愤的民众喊：“湖南的百姓，已无路可退了！大家每天唱的民谣，就是我们湖南的民意：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四贼不除，湖南无望！”

“怎么办，毛先生？”有人急切大叫，“我们听你的！”

“长沙已无说理之地！唯有上京城，请愿！要求政府立即驱逐张敬尧出湖南！”

“对！”何叔衡接口大喊，“张毒一日不出湘，湘民一日不安宁！”

毛泽东是个敏于行动之人。就在这气候凛冽的十二月三日，他便出席了在楚怡小学召开的长沙各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开展驱张运动，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并分派驱张代表团去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

至于毛泽东自己，他选择了北京。他认为，最终能将皖系军阀张敬尧调离湖南的，还得出自中南海总统府的令箭。

四天后，毛泽东就率赴北京的驱张代表团北上了，毛团长和他的四十余名团员集中的那一节车厢外头，糊满了红红绿绿的大小标语：“北上请愿，驱除张毒！”“张敬尧贩运鸦片！”“张敬尧摧残教育！”“代表三千万湘民请命！”

毛泽东在车厢里不停地对大家鼓劲：“张毒暴行，已引起全国注目！只要我们联络各界，奔走呼号，他北京政府就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张敬尧滚出湖南的日子，绝对不会远！”由于毛泽东的不住鼓动，大家一时对驱张前景十分看好，有代表这样判断：“十日之内，张毒必然出湘！”

“张敬尧赶走了，谁来呢？”有人说，这话说得含含混混，不看着说话人的口型听还真听不清楚。无牙姑娘石花是公推的驱张代表，她说她要把几十颗牙齿都带到北京前门去告地状。

对于石花的提问，毛泽东的回答很见自信：“我们自己来！各界推出代表，组成会议，自己管自己！我们自当有这样的信念：湖南之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若是再进一步，湖南都可以宣布独立，建立国家！”

此言过于凌厉，许多代表闻之一愣，接着便有人鼓掌。鼓掌者多是学生。

“如此，湖南不就成了风中之烛？”一位胖胖的商界代表问。

毛泽东大笑，毛泽东拍手说：“你说，是全国一片黑暗好，还是一处略有光明好？我说，总是有一处光明好！有了第一把火，就会有第二把火！有了第二把火，就会有第三把火！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全国二十七个省，可以统统自治，变成二十七个小中国！”

车轮在响，有人轰然叫好，有人点头应和，有人茫然失色。其实对这个问题，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想透，一省建国，是无奈中的一条思路。全国黑暗，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总建设一时还看不到头绪，那就不如索性去谋二十七个省的分建设。等他个十年二十年，各省的分建设都搞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共同建设一个大中国。这是一条十分大胆也是十分冒险的革命思路，毛泽东一旦进入这个思路，就越想越觉得可行。他不管别人怎么想，不管“湘人自治”或者“湘区立国”，他都认为有理，虽然这种设想听起来很有点骇人。

毛泽东当晚又开始这么想，他坐在车厢的木条椅子上摇摇晃晃想着的时候，就睡着了。梦里，又有一条黑红相间的鱼向他游来，瞪着他，一动不动。毛泽东看着这条屏心静气的鱼，琢磨着它是不是正处于一种跳龙门之前的紧张状态，他想伸手去抓它，却怎么也抓不住，那鱼总是在他三尺远的地方盯着他，善解人意的样子。车轮哐当哐当，对整个驱张团都是一种无休无止的伴奏。毛泽东越想越沉，直至睡得梦也没了，鱼也消逝了。

北京北长街的福佑寺，是一处几近荒废的喇嘛庙，大殿内外，皆是残垣破壁，但是由于四十几位摩拳擦掌的湖南志士的安营扎寨，福佑寺顿然有了生气。

大殿里开始了热热闹闹的打扫。

“请问毛团长，”一位兼管废庙的老年喇嘛开始同毛泽东谈论租金，这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贵团欲租用几个月？”

毛泽东哈哈大笑：“几个月？师父差矣，我们至多租十天便可返湘！明日，我们就去总统府请愿，兴许后天大总统便下令罢免张敬尧，交付国民审判，如此，三天便可退租！”

老喇嘛摇摇头。

“不相信？”毛泽东双手叉腰。

“看来毛团长是个讲理的人。”

“湖南百姓个个都是讲理的人。”

“毛团长知否，一个国家最不讲理的地方，是在哪里？”

“依师父说，是哪里？”

“就是京城。”

毛泽东想，他说得一针见血，道理很对，于是改了口，豪爽地说：“那我就预交半个月租金！半个月之后，我这位团长大人绝不再住在释迦牟尼佛住过的地方了。”

香案上都是灰，莲座也是空的，曾经的释迦牟尼佛像不知哪里去了。

当然，二十七岁的毛泽东还是把事情估计得太乐观了，六十四岁的徐世昌大总统自有他自己的逻辑，并不给毛泽东十天，也不给他半个月。徐世昌当天从报纸上见到一个名为“驱张团”的团体来到北京，便冷笑了一声。他知道这些人会给京城带来一些麻烦，但是想想这些毛孩子们，却也有些可怜。湖南张家四兄弟的铁腕，他是知道一二的。第二日，果有传旨官来报，新华门外，皆是湘音。纷纷闹闹的人群中还夹着几只镁光灯，那是北京报馆的好事之徒混杂于其间。

中南海积雪很厚，徐世昌裹起裘皮大衣漫步于松柏之间。他这几天一直觉得关节僵硬，不出屋活动活动怕是不行。但是要出新华门见人，则是要步行的。

他哼着鼻音，对传旨官说：“调兵遣将之笔，向是总统所摄，这些湖南百姓，今日真的是想来握我徐世昌这支笔？”

“禀大总统，新华门外闹事刁民仅有四十余人。”

“哪只手敢伸，就打哪只手。这年头，个个都如孙猴子投胎似的，闹事闹出精来了！什么驱张团，倘若每个省都来一个团，这中南海还守得住？”

毛泽东组织的这次请愿，果然又无果而终。虽然没有了张敬汤的野蛮的马队，但是新华门军警的呵斥和推搡也是不留情面的。毛泽东在退走的时候，后腰上又被揍了一枪托，生疼生疼，而无牙的女团员石花则重重挨了一脚，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哇哇大哭。

毛泽东捂着自己的后腰，使劲搀起石花。他灰衫的袖口沾上了一抹一抹的血。这位姑娘的后脑勺被新华门外的坚硬的砖地磕破了，一绺头发被血粘成了湿糊糊的一块。

回到破败的福佑寺，毛泽东吩咐煮稀饭。饭热之后，他舀了一碗，亲自端着，送到神座后侧的铺位上，一勺一勺地喂这位可怜的姑娘。“还痛不痛？”毛泽东问。

石花摇头。

大殿里，有人烧大锅，有人睡大觉，有人嘴里咒骂不停，有人来回踱步不止。大家情绪都不高。

身穿紫红色破衣的老喇嘛踱到毛泽东身边，赔着笑说：“毛团长，依老纳看，您还是先交一个月的租金吧？”

毛泽东还没想好怎么回答，却突然眼睛一亮。一个穿着碎花小棉袄的姑娘出现在殿外的石阶上，四处张望。

“开慧！”毛泽东拔脚奔过去，“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杨开慧没有进殿，站在冬日的太阳里，朝他笑。

毛泽东有些内疚，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没有先去恩师杨昌济那里报到，却先向总统府报到了。

杨开慧告诉毛泽东，她父亲病重了，住进了一家德国医院。“润之，去一趟医院吧，医院可不会给你一枪托的。”她后来这样对他说。

毛泽东后来就去了那家德国医院，连着去了好几次。

恩师杨昌济瘦多了，双颊凹陷得就如他后脑勺枕着的两只大枕头，唯一双眼睛，还是那样炯炯有神。

杨昌济一直担心着湖南的“驱张”，他一再要女儿每日读报给他听，所以他很明了湖南民众驱张的决心，也很明了毛泽东率领的驱张团到北京之后的境遇。那境遇确实不是很妙，先是遭遇北京民众大量的同情，流在长沙的血和泪一齐上了京城各报的头版，随即下来就是情绪的日渐松散，京城舆论不再关心湖南的张敬尧，而门禁森严的总统府和总理府则始终拒见请愿者，门口总是枪托与警棍的飞舞，而请愿团在警棍飞舞之后紧急送到各报馆的文章也多数石沉大海。

杨昌济让毛泽东直接坐在病榻上，握住他的手，轻声说：“驱张必成功之理由，说来我听听。”

毛泽东一说到驱张，就要站立起来。杨昌济说坐，坐，毛泽东偏站。

毛泽东站在病榻边，语音铿锵地说：“其一，公理在我不在他。我握有三千万湘民生灵涂炭之事实，他惟握有刺刀和绞索。”

“这我听懂了。”

“其二，兵士在我不在他。”

“这话我听不懂。”

杨开慧笑笑，与其兄杨开智对望一眼，意思显然是：毛润之这个理由，或许强词夺理，我们也听不明白。

“为什么兵士在我不在他呢？”毛泽东解释，胸有成竹。“他之军队，仅在湘境，小军也！我之军队，乃在全国，乃在各界，人心所向，拔世盖天，大军也。杨老师，现在每天都有京城各界人士前来驱张请愿团声援，我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毕竟每天都有五十几条驱张消息稿发往全国各报馆！你说是他张敬尧的兵多，还是我毛泽东的兵多？”

杨昌济说：“虽则报馆之刊载驱张团消息，一日比一日稀少，但你的话还是有理，铿锵之中见着了气势。润之你说得好，说下去。”

“其三，气势在我不在他！他张敬尧现在四面楚歌，锋芒散尽，连驻守在衡阳的直系师长吴佩孚和驻守于常德的直系旅长冯玉祥都想借民众之势以倒张，湘军的谭延恺也对张敬尧不满，张毒之孤立显而易见；而我这个毛团长领三千万湘民之托，横心与张敬尧决一死战，加之驱张请愿团四十余位大将，各自代表一方湘界，扎营京城，奔走呼号，人人气贯长虹，个个破釜沉舟，如此军威，如此气势，何池不夺？何城不下？”

杨开慧和杨开智一齐笑出声来。

“润之啊，”杨昌济大点其头，“还是你那句话呀：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还有那一句：顺它的生，逆它的死！润之啊，你还是什么都不怕啊！”

每每当父亲这么夸毛泽东时，杨开慧心里就涌起甜蜜的感觉。这段时间毛泽东与她交往密切，有时候毛泽东不到福佑寺过夜，就宿在杨宅，杨开慧于是感觉到了男人的阳刚气息，她下决心这辈子非毛泽东不嫁，当然这一点也要毛泽东的配合，毛泽东必须违背一个诺言，那就是他曾与蔡和森、蔡畅三人信誓旦旦发愿，此生绝不结婚。杨开慧知道此诺言，追问毛泽东还信守不，毛泽东笑着说，这诺言现在是我的敌人，我要像打倒张敬尧一样打倒它，于是比毛泽东小八岁的杨开慧立时就拥抱住了他。

这一天，就在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豪迈之言大为感慨之时，四位“驱张请愿团”的成员竟然也一路寻到了这家德国医院，气喘吁吁，显然是有急事找毛团长。

“毛团长！”那个胖胖的湖南商界代表看见了病房里的毛团长，喘着气向他招手，一定将毛泽东唤到病房外的走廊上，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我们想回长沙了。本来打算悄悄走的，转念想想毛团长平日情谊，不辞而别总是不好。”

面对驱张团出现的这四位袖手耸肩的“逃兵”，毛泽东大觉意外，思量半天，还是强抑怒气，好言好语说：“才这么几天，诸位的肚子里，就消化完了长沙万人送行大会上的壮行酒？徐世昌才三回闭门拒见，诸位就销蚀了破釜沉舟之决心？”

胖胖的商界代表脑袋垂得更低，然而心里意思的表达，依旧是清晰的：“毛团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亦非一日可融。到京之后，才发觉大总统与张敬尧是同裤之人，驱逐一事，谈何容易。驱张既不可速成，不如早日返湘，另图抗议之道。”

另外一位代表也怯怯地说：“毛团长，鄙人亦以为，迟走不如早走。”

病房内的杨昌济很不安，支起耳朵，勉力倾听着走廊上的声音。

他听见又一个怯怯的声音在说：“毛团长，我劝你也及早返回。早上，长沙方面又来电报，说令尊大人在韶山病重，家中亦盼望你早日回去探视。”

然后便是毛泽东的声音，毛泽东这样说：“家父病重，我早几日就已知道。侍奉父病，也是孝道。然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我此刻所念所思，皆是如何兢兢业业做好中华民族之孝子，而不是只做韶山毛贻昌一人之孝子！”

走廊上一片静默。

杨昌济叹口气，扭转脸，对杨开慧说：“润之此人，既资质俊秀，又大气磅礴，可倚可靠。”

杨开慧似乎听懂了父亲的含意，低脸不语。

杨昌济剧咳几声，又问：“你听见了没有？”

聪明的杨开智说：“爸爸，妹妹听懂你的话了。”

二十几天之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在家乡病逝，与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合葬于韶山土地冲。毛泽东忙于驱张，在北京福佑寺中苦撑，终未能回湖南老家奔丧。

半个月之后，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先生亦不幸病逝。杨昌济弥留之际，抖着手腕，亲笔向滞留上海的章士钊写举荐信，推荐毛泽东、蔡和森两人。他信中这样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新年过后的元月十七日，毛泽东在自己的黑棉袄外面，罩上一件白衫，去了北京南横街七井胡同内的一座寺院。那座古寺名为法源寺。杨昌济的灵柩在运回湖南之前，先按旧例停放于这座古刹。

毛泽东是以半生半婿之身份，陪同开智开慧兄妹俩，为杨昌济守灵的。他托腮而坐，长时间不吭声，伴着灵柩，想着生，想着死。

他从个人的生死，想着驱张团的生死，想着湖南民众的生死，想着中国的生死。

远处大殿时有悠扬的诵经声传来。三个年轻人坐在寺庙右侧的一间空房内。天很黑了，屋外铺满了静静的积雪，厚如棉毯。

毛泽东一直没有言语，默视着白色的灵幔。灵幔后侧并排放着两条长凳，黑漆灵柩就默默地搁在长凳之上。他的目光漫无目的地在灵幔上走来走去。

屋外，雪花无声地飘落着，无休无止。杨开慧拨一拨炭盆，问毛泽东：“冷不，润之？”

毛泽东摇摇头。

“想什么呢？”

“想得多了。想杨老师一生，想驱张团，想国家，也想我自己。”

“润之，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忧郁过。”确实，在与毛泽东这么多次的会面甚至过夜时，她都没有看见毛泽东的神情这么忧郁过。

毛泽东说：“是啊，是忧郁，为你父亲。”

“不对，你只说了一半。”杨开慧的目光看到了毛润之的心里。

毛泽东说：“是的。另一半忧郁，确实也是为我自己。开慧，这几日，我越来越忧郁。在人前，我总是作西楚霸王之状，挥刀举剑，永不服输，可是在人后，譬如说，在恩师灵前，或者说，在你面前，时常就有英雄气短之感。”

“短在何处呢？”

“就如你父亲，教了一辈子伦理学，一本《伦理学原理》说得至清至澈，有时候，却又越来越说不清理在何处。我也一样，脑子有时候很清晰，有时候又不知道路在何方，半夜都会惊醒。那天我坐起来，看着那个黑乎乎的莲座上没了释迦牟尼，我忽然心里紧，我的灵魂又去了哪里？”

杨开智站起来，踱了开去。这些话，他听着，觉得很沉闷。他在灵幔背后，拨了拨灯芯草，让长明油盏更亮一些。

杨开慧要毛泽东继续说下去。她很担心毛泽东。

“我今岁二十又七，”毛泽东继续低声低语说，“却已经信仰过世上许许多多东西了。小时候，信孔孟。更小的时候，跟我母亲信佛。我小时候的乳名叫石三伢子，你晓得吗？”

“石三伢子？”杨开慧摇摇头。

“我妈妈请人给我算八字，说我八字大，不拜个干娘难保平安。有一天我妈带我去棠佳阁外婆家，路上有块石头，像人，人家都说是石观音，妈就叫我跪下磕头，拜石头做干娘。从此我就有了个石三伢子的乳名。我们毛氏家族，都是崇佛的。”

“你会打坐么？”杨开慧来了兴致。

毛泽东随即做了个打坐之姿，一边打坐一边说：“我曾有一句话：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既不灭何有生乎，但有变化而已。我这些话，看起来，与佛家的灵魂不灭也如出一辙。”

他大叹一口气。

杨开慧入神地望着他。

“后来，我不怎么信佛了，信康梁。表兄送我两本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说老实话，我非常崇拜康梁。尤其是梁任公。我还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毛学任，也就是一辈子要学梁任公的意思，亏了你父亲的指点，我才把 学任 改成了 润之 。”

杨开慧点头：“听爸爸说过。”

“再后来，为追求德先生和赛先生，我又信奉工读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后来，又觉得马克思学说不错，俄罗斯革命有理。胡适先生说应该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我就跟着来排列中国的问题，一排就排了一百一十四个。后来见李大钊先生批评胡适之文，又生顿悟之感。眼下，发奋驱张，想彻底改造湖南，一省首先建国。然而看看现状，驱张谈何容易，来京已一月，雾障重重，肩膀上挨了一枪托，屁股上挨了一枪托。开慧，真的，我有时候，简直不知道下一步路，究竟该往哪个方向走。”

“先前，你一直指点我这个道理，那个道理，从没听你叹过自己不明道理，今天你看，你一肚皮苦经。”

“这个月，蔡元培校长又在北京发起 工读互助团 ，呼吁各地青年实行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要求遍地开花，将来再来个 小团体大联合 ，在全国实现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工读互助之社会。这个建议，似乎又不错，可是社会之改造，就这么实验实验便能成功的么？开慧，这些天，我心中，真的是疑惑颇多。我简直找不到出路。我没有出路，亦即中国没有出路，懂么？”

杨开慧忽然说：“能不去想这些主义么？”

“那怎么行？”毛泽东顿时圆了眼珠子，他眼珠子很黑。“那，那做什么人呢？”

其实杨开慧早已明白了，毛泽东整个人就是为主义而生的，他的到处求学，他的雨中锻炼和水中锻炼，他的乞讨旅行自讨苦吃，目的都很单一，皆是为的寻找主义和播种主义，以图国之强盛。杨开慧不像别的姑娘那样不喜男人谈论国是，相反，她喜欢男人有肩。上天为什么要把男人的肩膀造得比女人宽一点呢？男人就应该是这样。

于是杨开慧便轻声说：“润之，那你就继续钻研吧。钻研主义没错。就像有人说的，蚯蚓无骨，一天到晚也在深处钻研呢。”

“可是，”毛泽东放松了坐禅的姿势。“说实话，如今，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实在还谈不上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好几次做梦做到一条鱼，一条鲤鱼，半黑半红，像跳龙门之前的鱼，傻呆呆的。我几次想，我是不是就是这条鱼呢？我想跳龙门，也许主义就是龙门，可是我不知道龙门在哪儿。天下最惨之事，莫过于摸不着门，我若是那条傻傻的鱼，那也够惨了。”

“润之，”杨开慧说，“你真的常常这样苦恼吗？”

“真的，常常苦恼。只是我说过，我从不在人前表露罢了。”

“你在我面前痛痛快快表露了。”

“那是你呀，你是开慧呀！”

这最后一句话，这句拙拙的话，杨开慧特别爱听。她知道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和分量，她觉着了一种温暖，于是她说：“也有一个人经常在我面前表示苦恼。”

毛泽东一怔，不明白姑娘的意思。

“就是他，”杨开慧点点白色的灵幔，“我爸爸。爸爸说过他的苦恼，他几次对我说过，我听着爸爸说苦恼，倒很喜欢。追求真理的人，都有这种苦恼，这是一种高尚的苦恼。”

毛泽东瞪大眼睛，说：“啊呀，我听见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

“爸爸临终前还对我说，他研究了一辈子人间伦理，可是最终的答案，他还是没有把握。”

“就凭杨老师这句话，今日我也该送他一只人间最大的花圈。可是，开慧，我实在是囊中羞涩，所有的钱都买了纸张印传单了，连一只最小的花圈都买不上。”

“花圈不算什么，你人都来了。”

“不，”毛泽东双腿一蹬，站起来。“这座法源寺，唐代就有了，那时候叫悯忠寺，其意为悲悯天下忠烈之人。你爸爸忠于理想一辈子，临终时还念念不忘人间伦理，如此高风亮节，我这个学生还不应敬送他一个天下最大的花圈吗？开慧，你等一等！”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就大步出门。

他迅速融入了寒光烁烁的雪夜之中。

“润之，外面冷！”杨开慧不知他要干什么，但确实也拉他不住。

“妹子，”杨开智见妹妹要起身追出门去，便急忙拉住她，“别出去，外面风大。”

兄妹俩坐着，探头出门，使劲盯着月光下隐约闪动的毛泽东。

一会儿，他们就听见了急促而响亮的啪啪之声。

他们看见毛泽东弯着腰，手舞之，足蹈之，在偏房外的大片空地上，接连不断拍打着雪，雪声清脆而响亮。

毛泽东全身开始发热，但是双手冰冷。他在厚厚的积雪上堆起一个雪坨子，然后狠狠拍击，再拍击，拍出一个结实的雪团子。

就这样，在清冷的月色下，在泛着寒光的雪地中，身穿黑棉袄和白纱衣的毛泽东一刻不停地拍制着雪团子。他拍出的雪团子有膝盖那么高，滚圆的，一个接着一个，越拍越多。

惊异的杨开慧看不明白，还是走出了灵房，走到冬夜的呼呼的风中，哥哥没能拉住她。

“你这是干什么？”她走到月夜的舞蹈者身边。

毛泽东喘着气：“快围成了。”

“什么呀？”

“花圈！”毛泽东终于停了下来，用手指着松柏下一大圈鼓鼓凸凸的雪坨子。“这是花圈！看明白了吧，花圈！我送的花圈！开慧，也许，这个花圈，是天下从未有过的最大的花圈。我想，对于一个一辈子追求人间至理的人，应当有一个这样大的花圈送他上路！”

“从没见过的雪花圈！”杨开慧忽觉眼眶湿了。

“每一回听杨老师上课，心灵都会纯净如雪，我毛泽东今天是以雪还雪。”

“我越来越理解你了，润之。”

“开慧，”毛泽东轻声说，“在我最没有方向的时候，你是一盏灯。”

“不对，”杨开慧纠正说，“润之，我没有办法成为你的指路灯，你还是应该寻找自己的方向。”

毛泽东点点头。

“没有灯光照着你的路，我也着急。”

毛泽东又点点头。听着这话，他心生感动。他后来告诉她，他要设法去见陈独秀。他看了最近的一期《新青年》，他在陈独秀的论述里见着有东西在燃烧。

什么东西呢？杨开慧不明白。

毛泽东也不明白。但是毛泽东说，他必得在北京期间，好好地请教陈独秀一番。陈独秀烧着了一些思想上的东西。

这一天，就在毛泽东快走近陈独秀宅院时，听见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赶了上来，那是一种皮靴踩着积雪的嘎叽嘎叽之声。

毛泽东下意识地闪到一边，但肩膀还是被粗暴地推了一把。胡同很窄，后面的赶路者把前行者都当做了障碍。毛泽东没有发作，因为他看见的是一位警察，乌鸦般的黑色装束，这年头就数警察最没法子打交道。

警察径自走到陈独秀宅院门前，砰砰砰打门。这倒使毛泽东吃了一惊，他认出这个墙色斑驳的四合院就是陈独秀之宅。

毛泽东蹲下来，系鞋带。

警察见门不开，又踢一脚，再踢一脚，直踢得高君曼慌慌忙忙来开门。

警察声气很粗：“陈独秀在家吗？”

“在，在。”

“在哪儿？”

“卧房，头有点痛。”

“这些天做什么？”

“养养鸡，喂喂鸟。”

“有不检点行为吗？”

“看你这位警察先生说哪儿话，”高君曼叫起来，“鸡啊鸟啊的，能听得懂他的演讲吗？”

警察递过一张检视单：“画个押！”

高君曼便代替丈夫签了个字，警察收了检视单嘴里叽咕着走了。

毛泽东一直等到警察绕过胡同之后，才趋步上前。“嫂子，我想见陈先生。”他轻声说。

高君曼一把拉进毛泽东：“里面说话！”

毛泽东拍拍雪，说：“嫂子不认识我了？我叫毛润之，上回来过。”

“怎么不知道你呢，毛润之，办《湘江评论》的，我那位当家的老是说你的文章如山洪出闸！”

“承蒙陈先生厚爱。我今天特地再来请教他。”

“他不在家。”

“不在？”毛泽东一愣。

“不在。”

“不是养鸡喂鸟吗？”

“出北京了！”高君曼压低声音说。

“是么？”

“先去上海。”高君曼说，“延年和乔年要留洋法国，他去送送。然后就去武汉，武汉的人要他去演讲。”

毛泽东暗自一惊，心想，坏了，这不是自我暴露么？于是他提醒说：“一演讲，不就又要见报？一见报，北京的警察还不盯住他？”

“我也这么说嘛，可谁能拉转他那个牛头？”

话犹未了，忽又听得大门啪啪啪打得山响，末了，又是重重的一脚。

毛泽东大惊：“还是那个警察！”

“你快进屋。”高君曼揍他一肩，毛泽东赶快躲进屋子。

高君曼打开门，果然是那个喉咙很粗的警察。“你代他画押不行，还是得陈独秀自己画押。叫他出来！”警察说。

“他头痛，躺着。”

警察推进门：“那我进去。他躺着也不成！”

“先生，他咳嗽，喀喀喀，喀喀喀，还吐几口血呢！不染着你？”

警察犹豫了。高君曼又说：“怕是牢里带出的疾。”

警察急忙递过检视单：“那你递进去，叫他画个押，画这儿！”

“行。先生进屋坐吧？”

警察摇手：“不坐了，不坐了！”

高君曼走向屋子，心里打鼓。

北房偏冷，毛泽东坐在炉子旁边，伸手烤着。炉子是泥炉，胶泥搪的，像个大肚的酒坛子，外面刷着北京特有的大白粉。

高君曼掀帘进屋，悄声说：“我字儿写不好，烦你帮陈先生签个名。”

黑子说：“妈，这个叔叔是谁呀？进屋就烤火。”

“嘘！”高君曼取出笔墨，“黑子乖，别做声。”

毛泽东问：“陈先生的签名，有样式没有？”

“有。”高君曼取来一叠书，书上有签名。

毛泽东一瞧那笔画笔顺，心中就有数了。他在硕大的古砚上舔舔笔尖，一抖腕，便在检视单上签下“陈独秀”三字，龙飞凤舞。

高君曼挺满意，悄声说：“亏得你今天来！”

警察接过检视单，看一看，跺着脚说：“她姥姥的这雪也止不住！”

高君曼又邀请：“进屋喝碗热茶吧？他眼下也不咳了。”

“不用，不用，”警察慌，“好好管住你男人就行了！”

毛泽东见警察一走，也匆匆离了箭杆胡同。没见上陈独秀，他心里有点不踏实，心里更不踏实的还有一条，那就是他担心陈独秀这一回又要出事。近段时间他有点相信自己的预感。

就在毛泽东代替陈独秀签字画押的这个月的二十九日，秘密离京的陈独秀抵达上海。他一出上海火车站，就从上海报纸的号外中，得知了当日在天津发生的“一二九”流血惨案。天津当局无理镇压抵制日货的爱国学生，重伤学生五十余名，并在直隶省公署逮捕请愿总指挥周恩来以及其他三名学生领袖。

陈独秀双眉跳起，对报童说：“岂有此理！”

报童吓一跳，说：“先生您付钱！”

这是陈独秀头一回知道周恩来这个名字。虽说七年之后周恩来率领四位中共政治局常委来见这位失势的中共总书记时，陈独秀转过头去没有理睬他，但是，应该这样说，对“周恩来”这三个字，陈独秀自始至终是十分尊重的。

邓颖超脚痛。痛得空气从齿缝中出来，嘶嘶响。在周恩来被揪入天津警察厅的一刹那，邓颖超的脚脖子扭了。其时她正像一只小兽般扑上去，扑向那些黑乌鸦似的警察。一个警察踢了她一脚，踢在小腿肚上，把她踢下了粗粝的石阶。十六岁的姑娘右侧倒地打了个滚，右脚脖子扭了。

脚脖子有点红，看看不起眼，但是不能碰，一碰就痛。杨振德从厨房里拧出一块热毛巾，走进卧房，敷在女儿脚上，热辣辣的。邓颖超一边龇牙咧嘴，一边说：“他会怎么样呢？”

“谁呀？”

“周恩来嘛！”邓颖超望着灯光里的母亲，母亲的双鬓里已经有了几根白发。“他们会对他怎么样呢？”

“没有好果子吃。”母亲说，“当初，你爸爸，也是这么被抓走的。”

“他们打人吗？”

“打几下，难免的，不伤骨头是万幸。”

“我要救他！妈，我一定要救他！”

“小超啊小超，你以为你台上演过花木兰，台下就是花木兰了？”

“妈，女儿认为，台上演戏和台下做人是一回事。台上做过花木兰的人，台下也得做花木兰。台上做过安重根的人，台下也得做安重根。”

母亲注视着女儿，半晌，说：“咳，这话，跟你爸爸当年说的一样！”

天津的邓颖超快近午夜还没合眼，不是因为脚痛，是心痛。她整夜整夜在盘算救助方案。而在这一天的午夜时分，到了上海的陈独秀，则终于打听到了自己的两个宝贝儿子在什么地方打工赚钱。

陈独秀独自行走，拐过一条小街，又转入一个里弄。街灯把他的孤单的身影拉得很长。

他在里弄口停了步，向一位在路灯下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问路。茶叶蛋的香气，在冬夜里有一种穿透力。“请问老太太，图书馆在巷子里么？”他一边问，一边把手中那张登有天津当局镇压爱国学生的报纸号外撕作两半，再撕两半，扔了。

“报纸撕破，可惜了，包茶叶蛋，正好。”

“老太太，有的报纸，能包鸡蛋；有的报纸，只配踩脚底！”说着，陈独秀狠狠踩了几脚。

老太太奇怪地看着这位皮肤黝黑的中年人，随后，往身后点一点。

陈独秀折进里弄，高一脚低一脚。隐隐约约的锯木声越来越响。

在穿过一个门洞之后，他看见了一家小图书馆的工场。他上前几步，朝窗里望。

首先看见的是一把大锯，叽嘎叽嘎响，很有节奏感。接着就看见了两个拉锯人，一个坐得高，一个坐得低，身上衣衫单薄，脸上却已大汗淋漓。

我的延年！我的乔年！

陈独秀的心像被一只手捏了一把。

叽嘎！叽嘎！满地板的刨花，满眉毛的木屑。兄弟俩干得很欢，连着拉几十下，一点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们的周遭，摆着一些半成品的白木书架。

陈独秀站在窗外，久久看着自己的两个白天念书夜晚做工的儿子，看着他们的瘦削的身躯和汗湿的破衣。孩子于出国前夕还在做工挣钱，很使陈独秀百感交集。

精瘦的陈延年擦擦额上的汗。精瘦的陈乔年也擦擦额上的汗。他们没有发现窗户上贴着一双百感交集的眼睛。

叽嘎！叽嘎！叽嘎！

陈独秀默默地转身，离开了图书馆工场。他不想干预劳动。他觉得他们现在的身姿很动人。

“这样很好。”他对自己说。

这个皮肤黝黑的中年人现在又站到了卖蛋老太太面前。茶叶蛋还是很香。

“先生，天冷，吃个茶叶蛋吧。”

陈独秀蹲下来。老太太从陶罐里夹出一个茶叶蛋，浓浓的汁液滴在地上。

“怎么知道我只买一个？”

“先生要几个？”

“我都要了。”

老太太吓一跳：“我还有九个。”

“我都要了。”陈独秀说，“里面，图书馆，有两个孩子，拉大锯的。你听见拉锯的声音了么？你仔细听。对了，就是那儿，你给他们端去，都端去，一人五个，让他们吃完。听着，一定要叫他们吃完。还有，把这张纸条交给他们。”

陈独秀写了几个字，把纸条和钱一起交给老太太。

老太太听话地端起了陶罐，颤颤地走入黑黑的巷子。

陈独秀站在夜风里，一动不动，一直倾听着隐隐约约的叽嘎叽嘎的声音。他听着那声音，那是儿子心里发出的声音。

锯子声停了。终于停了。

陈独秀放心地点点头，慢慢竖起大衣领子，顺着夜街，走了。

两个钟头之后，陈独秀所住的旅馆房门，便响起了鸡啄米似的敲门声。陈独秀跳起来，急忙开门。是儿子，当然是儿子来了。

两个儿子现在就站在他面前。精瘦，但是精神。

老大皮肤粗黑，老二皮肤白皙。两人衣服均已换过，但仍然是两身旧得不能再旧的衣服。

延年叫一声：“独秀同志！”

乔年也叫一声：“独秀同志！”

陈独秀沉默了一会，说：“为什么不叫爸爸？”

“对于信奉无政府学说的人来说，宗族和家庭的概念不是一个先进的概念。”延年诚恳地说。

弟弟担心地看看哥哥，又看看爸爸。他觉得哥哥的这句话说得挺诚实，只是语气上冲了一点。

陈独秀说：“可是我毕竟是你们的亲爹！”

延年说：“所以我们看你来了，独秀同志。”

陈独秀想了半天，决定退却：“那么我也得叫你们延年同志、乔年同志？”

延年说：“可以这么称呼。”

乔年马上补充说：“你也可以把同志两字去掉，叫延年，乔年。”

乔年这么说，延年也没有反对。延年蹭蹭脚，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兄弟俩的鞋上都有明显的泥沙和木屑。

“那么，延年，乔年，都坐吧！”陈独秀拖开两张饰有黑色花纹的木椅子，“两位同志，一人五个鸡蛋是不是都下肚子了？”

延年说：“没有一人五个。”

“怎么没有？”

“他六个，我四个。”听延年这样解释，大家都笑起来，气氛顿觉缓和。

“延年，乔年，”陈独秀说，“除了送你们一篮鸡蛋之外，今天，我还要送你们三样东西。”

他站起来，走到屋角，打开棕黄色的手提皮包，从中取出一包沉甸甸的东西。

“知道你们明天就去法兰西，我和你们姨妈都特别高兴。本来，去俄国留学，会更好一些。但是你们要去法兰西，我们也赞成。你们平日生活缺衣少食，做父母的都知道，每月接济你们也都有限。这一回，特地带来一百六十个大洋，一人八十个，祝你们两兄弟平安去欧洲。”

儿子却拒绝了。陈延年说：“独秀同志，你四年前叫我同乔年一起来上海读书，这四年来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思想上的自主和生活上的自立。我们在上海和在法兰西，都能依靠工读养活自己。钱，你自己用，黑子和喜子都还小，他们需要花钱。”

“我相信你们的两只手，就像相信我自己的两只手一样。”父亲说，“可是，延年，这一百六十个大洋是你姨妈上礼拜变卖首饰得来的，这也是她的一片心，明白了吧？你们要不带上，你姨妈会夜夜睡不着觉的。”

乔年说：“延年同志，带上吧？”

哥哥不吱声。

乔年从父亲手中接过银洋，说：“独秀同志，我就代延年同志收下了。谢谢你，还有，谢谢高君曼同志。”

“我给你们带的第二样东西，就是这两册《新青年》，第六卷的第五号、第六号。虽已出版两个月，但由于有李守常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便觉常读常新。知道你们看过，但我想请你们多看几遍。”

“我有这两册《新青年》。”延年瞥了一眼封皮，说。

乔年赶紧说：“延年同志，带上吧？”

哥哥不置可否。

乔年便说：“独秀同志，我代延年同志收下了，我们会多读的。”

“送给你们的第三样东西，是一句话。”陈独秀说。

两个儿子闻言皆一愕。

“是的，一句话。”父亲说，“临别之赠言。”

兄弟俩的神情都专注起来。

陈独秀走了几步，缓缓说：“到了国外，不比国内，当街一站，便有八面来风。风中有沙，风中有叶，风中有腥，风中也夹有横贯宇宙之气。人类生存之道的善丑，眼下看来，都集大成于欧洲了。望两位小同志万勿拘泥于一成之见，若遇真理所在，便要顿生见异思迁之心，如此，头脑才不至于僵化。”

延年说：“这就是你的临别赠言？”

父亲说：“是的。”

乔年急忙说：“独秀同志，我收下了，我也代延年同志收下了。”

他实在怕哥哥又说出什么唐突的话来。他知道哥哥的倔劲不亚于父亲，也知道父亲的倔劲丝毫未变。

延年说：“不用乔年同志代，这句话，我自己收下。这句话好，我喜欢。独秀同志，谢谢你。”

此言一出，气氛更见缓和。乔年终于放下心来。

陈独秀凝望着大儿子的黑瘦的脸，忽觉鼻子有些发酸。他说：“这些年，让你们过了一些苦日子，但是，于今想来，我也不觉后悔。你们果是长大了，长得很快。明天你们就要登船去欧洲，今天，我能用欧洲的礼节拥抱你们一下吗？”

延年很干脆地走上前一步。

陈独秀与大儿子紧紧拥抱在一起。

“独秀同志，”延年忽然很动感情地说，“我们喜欢你！”

陈独秀松开大儿子，又与二儿子拥抱在一起。乔年的劲不比哥哥小，他抱父亲抱得更紧，父亲的两个肩膀甚至都给他夹痛了。而就在乔年与父亲抱成一团的时候，延年又上前一步，与他们两位拥抱在一起。

父子三人抱成了一块石头。

“我喜欢你，爸爸。”乔年说。

陈独秀忽然松开手，神情讶异：“你，叫我爸爸了？”

乔年望着父亲眼角深深的皱纹，又叫了一遍：“爸爸！”

延年迟疑了一下，也跟着叫了一声：“爸爸！”

父子三人复又紧紧地抱在一起。

陈独秀现在觉得自己的脸上真的湿了。两行眼泪不由自主地顺着他的鼻翼流下来。

“我 很高兴。”他的嗓音明显地哽咽了。

旅馆的电灯由于电压不足，昏昏黄黄，这就更使得拥抱在一起的三个人凝固得像一块黑褐的岩石。由于这一分钟的紧密拥抱，陈独秀的心弦得以彻底松弛。他觉得这几年花在孩子身上的心血全撒在要害处了，虽然这种心血的某种象征仅仅是每人每月的五块大洋。

一九二0 年二月十五日的午后，太阳刺眼。陈独秀的黑色皮鞋踩着正在融化的积雪，走上台阶，走入武昌文华大学第四讲堂。

掌声渐渐平息。他又看见了如星星一般闪闪烁烁的眼睛。这些眼睛所呈现的饥渴，与其说是对明星风采的仰慕，不如说是对思想力量的冀求。陈独秀喜欢面对这些眼睛。这些眼神像他大儿子二儿子的眼神一样。他已经很有一些时候没有面对这些眼睛了。

在上海送儿子赴法之后，陈独秀乘船溯江而上到达武汉。四天之中先后应邀在武昌文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地作了立论鲜明的演讲，受到武汉各界的热烈欢迎，武汉报纸为此做了大量报道，全国各报都对陈独秀演讲的内容作了摘要刊登。

陈独秀每次演讲，都神情激动，辅以有力的手势。他现在这样说：“武汉乃九省通衢之地，国之心脏所在，我希望武汉知识界、武汉市民能尽力谋取工商业之发达，以心动力，成为中国外交的强劲后盾！我更希望，武汉市能开全国之先河，摆脱军阀统治，实行市民自治！”

全场响起掌声。

一位穿灰布棉袍的先生大踏步走上讲台，对陈独秀鞠一躬，躬成九十度，如日人一般。

陈独秀转脸，问他什么事。那人说：“鄙人万分惭愧，然有些话不能不说。先生言论过激，当局已有微词，能否暂停演讲？”

陈独秀想一想，对全场大声说：“已经有先生要求我停止演说，说是当局不予许可，但我以为这张讲台并非当局提供给我，而是你们提供给我的，决定我陈独秀能不能说话的不在于当局，在于你们，你们愿意我继续演讲吗？”

全场愕然，但紧接着呼喊声就像暴风雨大作了：“请陈先生演讲！”“我们要听陈先生说话！”

“对不起，这位先生，我陈独秀向来鼓吹民主，这一回也不得不顺从民众之意愿，继续本人的演讲。”

灰棉袍先生瞠目结舌。陈独秀又笑着对他说：“鄙人也惭愧之至，就譬如唱京戏罢，那拖腔也是必须拖到底的。”

那位先生说了一句“请便”，低脸而去。

“好吧，诸位先生，”陈独秀继续他的演讲，“我现在想谈谈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我的主张是，未来之社会，必须消灭私有财产制。社会改造的方法有四：第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第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的受苦，有产的安享！第三，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土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决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

陈独秀每次讲话，不管在何处，总是辐射全国。

现在，北京中南海里，一名传旨官手持一份来自武汉的报纸，急匆匆往内廷赶。

白雪铺地，传旨官滑了一下，差点跌倒。北京这几日连续下雪。传旨官手里的《国民新报》是通过京汉铁路直送北京的，油墨未干，“陈独秀”三个大字醒目地嵌在粗黑的标题之中。大总统前几日还问到过陈独秀，答复都是说他“尚知检束”，如今此人却像长了翅膀似的，公然在黄鹤楼畔大放厥词，此事骇人已极，不能不紧急禀告。

大总统徐世昌此时正身着西服，端坐于书案前。案桌上堆有一叠又一叠从各地查抄来的各类“异端”书报和小册子。警察总监吴炳湘躬身在侧，一一向大总统细作介绍。步军统领王怀庆也侍立于侧，双眉紧皱。

徐世昌翻翻第一堆书报。这些书报是《新青年》、《每周评论》，上海的《解放与改造》，湖南的《湘江评论》，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公报》，援闽粤军陈炯明所办的《闽星》杂志。

吴炳湘躬身指点说：“大总统，这一类书报，宣传的多是马克思学说，主张俄式革命，阶级斗争，工农做主。这一类的报刊取缔者亦有不少，比如《湘江评论》，湖南督军张敬尧已明令查禁。”

徐世昌思忖了一会，轻声问：“马克思？哪里人？”

“德国人。”

王怀庆惊异地说：“德国？他们不是打败了吗？”

多嘴！徐世昌不满地瞥了他一眼。步军统领自知说话唐突，再不敢吭声。“这些呢？”大总统指指面前的第二堆书报。

这些书报是由吴稚晖创办的上海《劳动》杂志，北京的《奋斗》、《北大》、《学生周报》、《社会动态》杂志，广州的《民风》，山西的《革命潮》。

吴炳湘说：“禀大总统，这些是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所谓无政府者就是不要政府。”

“不要政府？”徐世昌用手摸摸唇边两条肥肥的白须，“这不对。天下之事，都是要章法的。哪怕日月经天，也须循规蹈矩。政府就是管秩序的。社会失却政府，那不是乱套了吗？街上马车踩死人，谁来管？农人种田不纳粮，谁来管？粮车不进城，城里人不都饿死了吗？”

一位长相精瘦的传旨官趁大总统说话的间隙，轻声奏报：“禀报大总统，还是有驱张请愿团人员麇集新华门外，不肯退走，非求见大总统不可。民众围观很多。”

“你们看，你们看，这些湖南人就是不要政府！”徐世昌大叹一声，“不要政府，湖南的土地能长粮食吗？嗯，你再介绍下去。”

瘦瘦的传旨官迟迟不肯离去，王怀庆挥挥手：“就说大总统今日不在总统府！”

传旨官应声而退。吴炳湘接着介绍第三堆书报。这些书报是《太平洋》杂志、北京学生办的《曙光》、上海张东荪办的《时事新报》。

“这一路是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主张社会改良。还有这些，是宣传新村主义，工读主义，主张社会试验 ”

“好了好了，”徐世昌两绺长长的花白胡子抖动起来，“试验？国家呀，国家呀，国家能试验吗？他们全然不懂社稷之重，重于泰山之理！”

传旨官再一次入房，说：“禀大总统，请愿团已麇集一百余人，欲强行闯入新华门！”

王怀庆厉声说：“闯入一步，格杀勿论。”

徐世昌举起一只手，示意且慢，接着他就缓缓地把第一堆宣传马克思学说的书报，从案桌一股脑儿推落到地上，说：“他们，不懂中国。”

书籍发出零乱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如一大堆波涛撞破在礁石上。

徐世昌又伸手，推落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书报：“他们，也不懂中国。”

接着，第三堆书报也从案首稀里哗啦掉落：“他们，也不懂中国。”

徐世昌站起来，从这些书籍上踩过，走了好几步，良久，摇摇头说：“张敬尧一介武夫，也不懂中国。他若懂得中国，湖南民怨也不至于沸腾到这一步。”

众人皆不吭声。

“唉，说到底，我徐世昌，也不懂中国。然我懂得一条道理，我中华泱泱大国，绵延数千年，诸多问题，冰冻三尺，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化解！请愿，请愿，撤职，撤职，毛孩子徒会喊叫。再说，张敬尧有兵有枪，我徐世昌在北京下一纸空文，能革得了他的职么？你们侍卫官出面，代表本总统见一下，敷衍一番便是了。”

传旨官应声而去，还没走到门口，另一位手持武汉报纸的传旨官又出现了。

这位传旨官上前一步，低声禀报：“请大总统审看昨日湖北报纸。陈独秀在武汉演说，张狂得很。”

“陈独秀？他不在北京么？”徐世昌一听说“陈独秀”三字，便有些吃惊，转眼看定警察总监。

“他能在武汉？”吴炳湘说，“不会吧？”

“这还有假？”王怀庆一把接过报纸，大声念，“陈独秀发表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他认为社会改造的方法是，第一，打破阶级的制度。第二，打破继承的制度。第三，打破遗产的制度！”

徐世昌举手，制止王怀庆继续念下去，然后眯细眼睛，看定吴炳湘，说：“你不是每回都报告，陈独秀释放之后， 行为安详，闭户读书，仅拜客数次，行动尚知检束 么？”

吴炳湘自知失职，嗓音明显地怯弱：“禀大总统，警员每月都去陈宅视察，不曾懈怠。《受豫戒令者日记表》上，回回都是这么填报的，且有陈独秀本人的签名。警察厅实不知他已擅自离京。”

徐世昌走几步，又长叹一声：“不是本总统要对他怎么样，实在是他自己过于张狂。就这样吧，此事，着京师警察厅重新办理，严加惩处。”

徐世昌现在说话，再不能不带一点肃杀之气了，他知道，窝在天津的段祺瑞早就在评说他的手腕过于柔软，这种评说，自然用心叵测。看段祺瑞兵权在握，新华门里的大总统开腔，总也不能不吐几颗子弹了。

当日下午，一脸阴气的吴炳湘便带着一帮随从，直闯北京外右五区警察署大院。

慌慌张张的署长奔出来迎接，还没站稳，脸上就挨了吴炳湘重重的两个耳刮子。

“我问你，陈独秀在不在北京？”

署长目瞪口呆，讲不出话来。

吴炳湘跺脚：“紧急集合。”

捂住脸庞的署长转脸大呼：“紧急集合！”

警员集中之后，吴炳湘直接如此这般地布置了一番。他要求此番设伏擒拿陈独秀，必得万无一失，切勿打草惊蛇。于是五六个警察受命进屋脱去警服，换上各式小贩的便装。这些衣物，署里都是早先准备着的，派过好几次用场了。

警察署长命令：“吆喝一声！”

一个装扮成小贩的警察便拉长声调喊：“切糕喽！豌豆黄喽！艾窝窝喽！”另一个喊：“吃艾窝窝喽，白糖桃仁芝麻馅儿喽，又糯又软喽，又香又甜喽！”又一个喊：“冰糖葫芦！”

警察署长喝一声：“行了！”

此时，从京汉铁路返京的陈独秀正挤出前门火车站，踩着喀喀作响的积雪，扬手招呼马车。一辆围着棉围子的单套马车应声而至，棉围子外面镶着蓝边，挂着金黄色的流苏，模样挺漂亮。

“先生，这是新车，车价不涨！”

陈独秀钻入马车。他吩咐车把式挥鞭紧走，以便及早返家。外出数日，家小安全如何，他其实心里也惦念得不行。

飘动着金黄色流苏的单套马车马上跑了起来，蹄声踏踏。陈独秀撩开棉围子看，街旁的屋顶和店铺招牌上都是积雪，白花花地刺眼睛。

他不知道，就在此时，在他所居的箭杆胡同口，脸上挨过两耳刮子的警察署长正在悄悄部署便衣警察的潜伏位置。

“四子，你在这儿！”警察署长说，“刘疙瘩，你到那个胡同口！别吆喝，一发现案犯回来，就堵上去！”

就在署长的布置接近完成的时候，一片蹄声由远而近地响起来。

漂亮的新马车抖着流苏，转过弯来，一路擦过警察身边，嘚嘚往前走。

坐在马车里的陈独秀眯着眼，冥思默想，一时没有注意到棉围子外面有什么动静，而那些特殊的小贩们一时也没有想到这辆跑过去的马车，载着的就是他们的猎物。

陈独秀打门的时候，警察还没有发觉。开门的是儿子黑子，脸颊红红的，手上握着雪团子。

“爸爸！”

父亲搂住了孩子。儿子把冰冷的小手伸到父亲的脖子里，冻得陈独秀咯咯咯笑。警察们没有听见这番笑声。警察们现在正悄悄走进胡同，逼近九号门院。

警察署长亲自部署一个最重要的伏岗。这个岗位就设在九号门院外。

“你就在这里，眼睛给我盯着两边！”他对一个卖冰糖葫芦的便衣说。

“是。”

“吆喝一声。”

“冰糖葫芦！”

吆喝的腔调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行了！”署长于是说，“我走了，你们脑前脑后都给我多长几颗眼珠子！”

署长举步回署，觉得心里踏实不少，脸上的火辣之感顿然消失。布下如此严密的罗网，不怕缠不住回京的陈独秀。

举着冰糖葫芦的便衣一直在九号门院外站得笔直，而另一个穿黑制服的警察则准备敲门进屋，此人任务是以日常检查为名，向家属刺探户主的回京时间。

已经回进宅门的陈独秀则丝毫不知门外的布局，他刚在火炉子旁换上一双老棉鞋，便听得黑子说：“爸爸，冰糖葫芦。”

陈独秀知道门外那声悠扬的叫卖勾起孩子的馋劲儿了，于是他又问喜子要不要，喜子也说要的。

高君曼为丈夫端过热茶，说：“黑子，喜子，别缠爸爸，让你爸喘口气！”

陈独秀兴致勃勃说：“我去买，我去买，冰糖葫芦嘛！”

他兴冲冲地穿过院子，一拉开门就愣住了。

刚要敲门的警察，一见拉开宅门的陈独秀，一时也愣了。两人面对面地愣了好长一会儿。

“你是谁？”警察的脑筋转不过弯来。

“我是谁你不认识？”陈独秀没好气，“姓陈名独秀。”

“你不是陈独秀。”

“什么话！我坐不改姓，行不改名。”

“你是陈独秀的兄弟？”

“你怎么比我还犟？我再说一遍，我就是陈独秀本人。”

“不对，陈独秀昨日还在武汉宣传阶级斗争，你不是陈独秀。”

陈独秀心里一惊，说：“既然先生认定陈独秀不在家，那我就关门了，关门之前，我要买一串冰糖葫芦。嗨，卖冰糖葫芦的！”

那个卖冰糖葫芦的小贩却并不上前做买卖，反而与那个穿制服的警察耳语了几句。

警察便又对陈独秀说：“你若真的是陈独秀先生，那么是否可以给我一张名片？”

陈独秀想一想，便伸手从衣袋里摸索。果有名片，尚未分完，他犹疑着递出一张。

警察读了一遍名片，又狐疑地朝他打量了一番。

“好吧，你就待在家里，不要外出。”警察说完，顾自走了。

陈独秀复又招呼那个卖冰糖葫芦的：“你来！你来呀！你到底卖不卖冰糖葫芦？”

那个小贩一动不动，只是冷冷地盯着他看。

陈独秀已完全意识到什么了。他一缩脖子，悄悄关上了门。

黑子奔过院子：“爸爸，我要冰糖葫芦！”

陈独秀不语。

高君曼走出卧房，见他神态不对，走上几步，惊问其故。“坏事了！”陈独秀说。

“怎么？”

“外面有警察。”

高君曼拉开丈夫，轻手轻脚地拨开门栓，将木门拽开一道细细的缝。她把目光投入门缝，果然看见外面已经聚拢了许多可疑的小贩，一齐在那里探头探脑，指指点点。

“坏了！”高君曼立即把门合上，“门封住了。”

陈独秀阴了脸问：“怎么办？”

“你得走！”

陈独秀一时没了主意：“往哪走？”

“除了监狱，往哪走都行！”

“怎么会这么快呢？”

“你又在外面大骂政府了，是吧？”

“不骂政府还叫陈独秀？”

“那你就赶快走，我可不愿意再给你送牢饭了！”

黑子忽然哇的一声哭起来。高君曼赶紧捂住孩子的嘴。

远在外右五区警察署里的署长倒不会听见孩子的这声慌哭，他只是把一张名片放在手心里，颠来倒去地琢磨。如果是陈独秀，他怎么会回来得这么快呢？他又一次长翅膀了？

“就是他！”他忽然想明白了，一拍桌子。站在他面前的所有警察都吓了一跳。“还愣着干什么？吹哨子，集合！”

尖利的哨子声立即响了起来，惊得屋檐下所有挂着的冰凌都跌落了水珠。

高君曼不是以耳朵而是以心听到了警察署的哨子声。她知道时间不多了。她爬上木凳，把北房厨房内的熏黑的窗栅小心翼翼地拆取下来。陈独秀站上小凳子，伸头朝外面看了看。冷清清的，没人。这是另一侧胡同。

“快一点，当家的！”高君曼说。她的手心戳进了一根木刺，很痛。

“你不要紧吧？”

“快点，求求你，别磨蹭了。”

陈独秀拼命蠕动身体，以图挤出窗子。但是姿势不对，一只肩膀出去了，另一只肩膀无论如何出不去。高君曼使劲托他，托得快要哭了。

“哎呀你轻一点！”

“已经在打门了！你快一点！”

陈独秀怒：“这是骨头，不是面团！”

黑子冲了进来，哭丧着脸说：“妈妈，他们在砸门！”

“你倒是出去呀！”高君曼鼓着劲儿帮助丈夫使力。

陈独秀终于出去了，扑通一声，仿佛是摔在雪地里。高君曼的一颗心也同时落了地。她嘘口大气。

“顶起码，”她对自己叹一声，“不用送牢饭了。”

接着她就听见了窗下传来的笨拙的啪达啪达的脚步声，脚步声在迅速远走，像是一种退潮。她一时觉得很欣慰，一时又觉得很沮丧。儿子和女儿什么时候依偎在她两侧，她也浑然不觉。

一杯咖啡冒着热气。陈独秀久久地盯着气雾看。

在胡适家里，任何时候都有调得很可口的咖啡。

随后，陈独秀举起瓷杯，一仰脖子就喝完了，喝完之后咂咂嘴，一边咂嘴一边观察着胡适的反应。

胡适神色不安地踱来踱去，黑皮鞋敲着新铺的木板地面，发出咯叽咯叽的声音。

“该说话了。”陈独秀说。

于是胡适就说了这样的话：“不是我胆小怕事，仲甫，实在是因为你我之密切关系，校内校外都是一清二楚的。我是由于你的力荐才进的北京大学，我又是你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主要编辑者，警察在你家抓不到人，第二个目的地肯定就是我这里 ”

“好了，”陈独秀打断他，“你的意思，我全明白。”

小壁炉烧着几根木柴，噼噼啪啪响。“仲甫，不要误会，你不要以为我说这些话是我胆小，门缝里看人把我看扁了。”胡适这样说，说得很诚恳。

“你扁不扁圆不圆现在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我必须躲过警察的抓捕。我不能再有九十八天了。”陈独秀站起来，拉开门就往外走。

胡适追上几步：“仲甫，盘缠有没有带够？”

“你家里唯一正宗的，是咖啡的味道。”陈独秀笑一笑，举手点点他的鼻子，走了。

“你不能这样说！要不，你就住下来，坐大牢，我俩一起去！”胡适拦在他面前。

“好吧，我收回我的话。”陈独秀想一想，觉得胡适的考虑还是有道理的。“你也保重，适之！”

胡适让开了道，叹了一声，有点百感交集。

现在该去哪里呢？出了门的陈独秀，一时真没了主意。

先叫一辆马车吧，他想。

雪停了。

满口无牙的石花用手指头在窗上抠了个洞，神情木然地朝外观看。

福佑寺的大殿外，一柄斧头在寒风中扬起又劈下。毛泽东热得只穿件无袖短褂，一只只粗大的树根在他的利斧下纷纷碎裂。石花看着飞溅的木屑，呆呆想着自己的牙齿。

毛泽东捧着一大堆木柴，用肩膀推开大殿的木门。福佑寺大殿门楣上，写有“平民通讯社”字样。

殿内，一架已两日没有工作的油印机和一沓沓传单摆在香案上。一盆柴火烧于殿堂中央，火势微弱。二十几个驱张代表袖手围坐火盆，情绪显得低沉。

帮毛泽东放下木柴的一位戴皮帽的姓刘的代表说：“毛团长，我有句话，说出来很唐突 ”

“说吧，说吧，”毛泽东说，他有点明白这位刘先生要说什么。“嘴辣才是湖南人。”

“毛团长，事情明摆着，眼下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总统府口里说要罢免张敬尧，楼梯轰轰响，不见人下来。北京的风，也是每天轰轰响，冻得骨头都痛。不撑下去，难为大家离乡背井一腔热血；撑下去，又怎么个撑法？毛团长，我们平民通讯社一天发出五十条消息，北京报馆现在连三条也用不上。”

“你想怎么做？你说实话。”

“我也没想妥。”

“你已经想妥了。”

“那就恕我直言，毛团长。已经有人回去了，我也想回去。”

“你姓刘，你知道你有个了不起的老祖宗么？”毛泽东慢条斯理地穿衣服。

“刘邦？”

“他那个时候险不险？险得很哟！你说，他打了多少回败仗？最后，硬是赢了！”

“我知道毛团长的意思。毛团长是说，哀兵必胜。”

“就是这个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就叫得道多助。你们看，天津学联刚刚又来一封电报，念给你们听听：代表团诸君不堪强权压迫，不远千里，奔走赴京，从事驱张运动，奋斗精神，实可钦佩 ”

“毛团长，别念了！”另一位代表忽然从火盆旁边跃起来，拍拍灰屁股。

“怎么？”

“另辟驱张思路成不成？我们别一条胡同走到底，成不成？”

毛泽东一时不说话了。他确实发现许多双眼睛此时都在悄悄看着他，而且眼睛里的光是一种颜色的。

毛泽东扣上所有的衣纽，忽然腰一叉，大声说：“都怎么啦？我们湘人，是不是都是吃辣椒长大的？北京风冷，可是三千万湘民的心还热着，他们每日都在等北京的消息！有人想拔腿，那就走吧，我毛团长不强求，既非出家之人，何必庙里常待？请便，请便。你们别管我毛泽东，我毛泽东是学过打坐的，我不想轻易挪屁股，我认定一条死理，只要他张敬尧还在湖南一日，我就一日不返长沙！”

大殿一片肃静，唯有守庙的老喇嘛如一匹老猫在殿外廊沿下悄悄走动。

李大钊的声音就是这个时候传进来的，毛泽东一惊，殿外分明是他熟悉的李大钊的爽朗声音：“喂，你们毛团长在哪里？”

毛泽东快步出殿。他看见李大钊正在指挥两位工友将送到的两大车木炭卸下。“润之，快来，两车木炭是我们北大图书馆送的。这筐鲜辣椒，不知道对不对湖南人的胃口。”

毛泽东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李先生！”

“还有，我联络好了，明天八所学校联合举办慰问驱张代表团大会，你们要推派代表发言哦！润之，你怎么了？”

毛泽东揉揉眼。他觉得鼻子一阵阵发酸。他此时确实有些百感交集，不在福佑寺苦撑两月有余的人是体会不到这种心情的。李大钊探头看看大殿内的压抑的气氛，又看看毛泽东，心里明白了大半，于是便说：“润之，找个地方聊聊！”

老喇嘛打开了福佑寺后院的小屋，拨旺一盆炭火，让这对师生促膝。

毛泽东坐在李大钊面前，什么话都想痛痛快快地说。他细细谈了两个月来的驱张，又提到杨昌济，再讲到陈独秀，最后还说到了湖南一省独立的前景。他对三湘之地率先于全国实现民主的潜在可能性，始终抱有抑制不住的热情。

“从中外历史来看，湖南建国是有条件的。”他这样对李大钊说，“以西方国家而论，湖南可以做希腊的斯巴达，做德国的普鲁士。从中国历史看，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还有五代十国，各省各地不都建有国家？我以为，湖南完全可以先行一步，率先建国，以成为全中国的先进省！”

李大钊不语。毛泽东更加激动起来：“唐代诗人谭用之那一句 秋风万里芙蓉国 ，叫湘人千年自豪不已。如今全国冰冻，若湖南率先开放一批芙蓉之花，不也很好么？李先生，您说呢？”

“先要把张敬尧赶出湖南。”李大钊拨拨炭火。

“对，此为前提。”

“想把他赶到哪个省？”李大钊忽然说。

李先生提了这么个怪问题，倒叫毛泽东打了个愣。李大钊笑着说：“千万别把他赶到我们河北来哟，要这样，就逼得我也要率团驱张喽！润之，说实在话，我是实心实意祝愿你们驱张成功的。但依我看，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你旁征博引，引了斯巴达，引了普鲁士，我也来给你引一个外国的例子 ”

毛泽东猜到了：“俄罗斯？”

“俄罗斯！”李大钊拨拨炭火，细白的灰烬扬了起来。“以俄国而论，如果罗曼诺夫家族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它的一切问题，统统不能解决。今日呢，统统解决了！政治问题解决了，法律问题解决了，家族制度问题解决了，女子解放问题解决了。一切的前提，就是经济基础问题的解决。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润之，你是知道的，胡适不喜欢谈主义，而我，是越来越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了。”

毛泽东拧紧双眉。

李大钊站起来，走了几步。炭火把他的脸烤得很红。

“所以，光是向强权者呼吁，没有太大用处，独裁者的耳膜一般都是铁皮打成的，唯有刺刀，锐利之刀，才能戳得进去！”

“李先生，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大学教授打的比喻。”毛泽东从来没听李大钊说过这般的凌厉之言。

李大钊坦坦白白说：“我是管图书库房的，不是管刀枪库房的。依我本性，不想说刀，也不想说枪，但是，看起来，也只有在刀枪说话之后，一个国家的教授才能真正像个教授。”

“李先生，”毛泽东说，“您的话，总是能说到问题的骨子里头去！学生要好好想想。”

刘姓驱张代表推进门，问：“毛团长，留客吃饭吧？”

毛泽东急忙说：“留饭留饭！”

李大钊站起来：“不用不用。”

毛泽东急问那位刘姓代表：“几点了？”

那人掏出一只旧怀表，一看，指针却是停着的，摇一摇，还是不走。

李大钊从怀间摸出一块打璜金表，递给毛泽东：“润之，赠你一块表。你驱张日以继夜，如何能没有时间？”

毛泽东吃一惊：“李先生，这怎么好意思？”

“我别的送不起，一点时间还是送得起的。”

毛泽东思忖了一会，收下表，退一步，鞠躬，说：“谢李先生。”

这时候他们就听见了几声撕裂心肺般的尖叫。叫喊声发自大殿前面的雪地。三人循声奔出，只见满口无牙的姑娘绝望地跪在雪地里，高举双手，向苍天狂喊。

“老天啊，你开开眼吧，你怎么还不叫张敬尧滚出湖南啊！张敬尧杀了我爸爸妈妈啊，他是魔鬼啊，他打光了我的牙齿啊！求你老天用天雷打他啊！打他出湖南啊！”

含含混混的呼喊声嘶力竭，令众人动容。姑娘几乎快昏死过去了。

毛泽东急奔过去，把石花扶起。湘人们一拥而上，围着姑娘，心里都堵得慌，大家说：“莫哭，石花，莫哭，你放心，老天会长眼的，啊？老天会用天雷打他的，啊？”

毛泽东叹口大气，站起来，回脸对李大钊说：“看着中国百姓如此受苦受难，我也真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救助他们，提出建 湖南国 ，盼望一省先行民主，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嗨，大家先把石花抬进殿里去，别冻着了她！”

恸哭不已的石花刚被七手八脚抬走，却又有人摸进福佑寺来了。这是一个女人，小脚，颤颤的，喘喘的。

有人喊：“李教授，夫人找您来了！”

李大钊吃了一惊，仔细一看，果然是夫人。“怎么了？”李大钊真想不到赵纫兰会寻到这里来。

赵纫兰拉直袖口，抹抹额上的细汗，把丈夫拉到一边，俯耳说了几句。

“是么？”李大钊双眼瞪圆了，心也咚咚跳了起来。

事关陈仲甫！

仲甫再也不能出事了，李大钊急速地想，再也不能了，再也不能了！

李大钊夫妇是乘马车赶回后闸胡同的。马蹄一路敲着急鼓，像他的心。

“仲甫，”他一见屋里的陈独秀，就用马蹄似的急迫节奏对他说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一路想过了，你不能再待在北京，马上出京，去天津！再从天津坐火车，去上海。而且，不能直接从北京走，前门火车站已经不安全了！”

陈独秀双手叉在胸前，高跷起二郎腿。刚才跳窗的时候，右膝盖碰了一下，有点痛。葆华要给他揉揉，他说：“小朋友，不要。”

对于李大钊所提的这个火急火燎的出京建议，陈独秀皱眉，大不以为然，离开北京干什么？兴师动众！他想。

“大不了再进一回研究室。”他这样对李大钊说。

“仲甫，别犯糊涂！你可以不需要自己，可是社会与百姓都需要你！你想想，你在武汉仅仅几场演讲，就在全国造成了如此大的反响，你怎么能轻易就叫自己闭拢嘴巴？我再说一遍，你不只属于你自己！”

陈独秀想了很长时间。“上海就上海吧，怎么个走法？”他问。

一听陈先生同意避险，赵纫兰的心便如井轱辘一样突然松了，这时她也感觉到了自己脚痛，刚才这一路奔，太急了。

李大钊说：“我送你走！我可以借一辆骡车！”

“骡车？”

“坐骡车，图个安全。我赶车送你！我会赶车，你不相信？”李大钊举手，作挥鞭状，“驾！吁！信了吧？我从小就是个把式！”

李大钊没有打诳，他的一手红缨鞭确实甩得有板有眼，裂得空气啪啪响。骡车是雇来的，雇了个长趟，来回脚，直放天津。李大钊亲做“赶脚”。陈独秀则扮成下乡收债的店家掌柜，头戴一顶厚厚的毡帽，身上的那件小背心则是向王星拱借的，油腻滑亮，感觉像是小富人家。李大钊对陈独秀唯一的警告是不准开口，以免漏出皖音，叫人起疑。沿途一切交涉，均由李大钊办理，李大钊河北乐亭人氏，开腔溜圆，面相朴实，一眼看去活脱脱就是个店家帮手。

李大钊的这一筹划，实行起来，前前后后果然顺畅，除了出朝阳门时迎面遇到一队警察造成一阵心悸之外，其余均告无恙。

原野上积着厚雪，骡车的车辙一路如犁，黑黑地描画着道路。车走到空旷之处，李大钊便开始大着胆子跟陈独秀说话。在说话之前，他先把一本从图书馆借出来的英译本《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独秀，请他到了上海之后托人翻译成中文，这是思想的武器，在中国要是没有《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中国的布尔什维信奉者挥舞什么？总不能上了阵就耍空手道吧！在陈独秀答应尽快翻译、出版这本《共产党宣言》之后，李大钊便顺理成章地说了一件他想了很久的事情，他觉得现在该说了。这是一件大事，他觉得实施此事火候已到。

“仲甫，”他凝视着白雪茫茫的道路，郑郑重重说，“我有个想法，也想得长久了，我想必得跟你磋商。”

“说就是了。”

“仲甫，我以为，尽速筹组一个强固而精密的革命的党，是中国走俄式道路的必经之途，也是当务之急。”

陈独秀把棉帘子掀大一些，举起手中的《共产党宣言》点着赶车的说：“嗨，你说什么？”

“吁！”李大钊吆喝一声，铃铛和蹄声便一齐停了。“你下车吧。”李大钊平静地说，转过脸。

“我为什么下车？”

“你忘了你五个月前下我的车？你一生气，必得下车。”

“你今日是存心想叫我这个店东活活给警察缚去？”

李大钊哈哈大笑起来，一团一团的雾气从他的嘴里喷出。陈独秀很少见他这么开怀。

一架单挂马车迎面而来，嘚嘚而过。一声鞭响之后，蹄声便如风声一样远去。

“你小看我了，李守常先生！”陈独秀声气很重地说，“我这人倔，天下任何人物任何旗号，我都不会对之投降，但是有一样东西，我是要投降的。岂但投降，俯首帖耳是也！”

“什么东西呢？”

“钟声。”

“钟声？”

“你看我面相如钟否？”

“不像。”李大钊仔细看一看，摇摇头。

“对了。”陈独秀说，“那就是人家的钟声了。”

“到底什么钟声？”

“真理的钟声。”陈独秀说，“一闻真理之钟声，我这人的血就活了。俯首帖耳，欢呼雀跃，冲锋陷阵，万死不辞，我陈独秀生来就是这等货！守常，从你刚才的话里，我就听见了钟声。既闻如此钟声，又何来跳车之理？”

“好，好，”李大钊极为高兴，“驾，驾！”

骡车嘚嘚地开步，铃铛清脆地响。

“仲甫，组党一事，关乎全局，要做，便得快做。”

“孙逸仙倒是在上海重新改组了国民党。”

“依孙先生的建国大纲，”李大钊说，“并不能叫工农阶级坐天下。靠他那个国民党的方针策略，亦无法发动俄式革命。你同意此说否？”

“我同意。”

李大钊凝视着雪白道路和两边雪白的原野，一字一顿说：“我们一定得筹组自己的政党，一个真正劳动者的政党。”

陈独秀几乎要站起来：“守常，我一向是敏于行动之人！”

“仲甫，你牵个头，联络各方，要抓紧。国家形势至于此，已是时不我待了！”

“确实时不我待。”陈独秀咬牙切齿，“我也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已经被人家按在砧板上了。”

“我打算先组织一个马克思研究会，从中再形成核心。”

“这样吧，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聚居之地，我去上海发动南方，守常你发动北方。”

陈独秀就是这脾性，性急。他不知道刚才他的这句话，其实已可视作发号施令了。但是李大钊喜欢他的这种发号施令，他希望看到陈独秀坐稳战车，号令众人，隆隆前行。陈独秀的号召力，在现今中国，无人可出其右。

“驾！”李大钊喊，一边喊一边想，我这车，其实并非骡车，乃马车。

马克思之车。

这么想着，他就笑了起来。白白的气雾又从他嘴里大团大团地喷出，一路飘散在太阳下的干燥的冬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