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影从卧床上忽然翻身坐起，倾听着黑暗中隐约传来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像是呻吟声，很清晰。

这是一九二零年四月的某个春夜，窗外雨声滴答。在这种令人心烦的檐水声里，上海亚东图书馆的主任被一种突如其来的痛苦的呻吟声所惊醒。

汪孟邹仔细听那呻吟，断定是陈独秀的声腔，就来自他下榻的房间。

亚东图书馆坐落于上海五马路棋盘街，规模不大，当街两扇玻璃门，门一关，里面就清静得很。陈独秀自二月间逃离北京抵达上海后，便一直借住于这位安徽老乡的图书馆里。汪孟邹比陈独秀长两岁，但从当年毅然资助“皖城志士”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起，一直将陈先生奉为最尊敬的兄长。当年也是陈独秀积极鼓励这位汪孟邹离皖赴沪创办实业的，汪孟邹于沪打拼颇获成功，亚东图书馆效益可观，现在此巢正可暂栖。汪孟邹赠了他一个“馆外名誉编辑”的衔头，月薪三百大洋，顿时解了他经济上的燃眉之急。

汪孟邹听见断断续续的呻吟声心里着慌，急忙抓起枕边的圆形黑框眼镜戴上，跳下床，三步并两步冲到陈独秀卧房，果见他的这位小兄弟在铁床上捂肚呻吟。

“哪里痛？”汪孟邹慌忙扶起陈独秀。

陈独秀点点自己胃部。

“拉肚子没有？”汪孟邹按按陈独秀的肚子。

“没有。”

“怎么跟弟的病一样！仲甫，别急，弟有上好的胃药。”汪孟邹急忙去自己房中取来了胃药，倒了杯水，让陈独秀服下。

陈独秀服药时神情很乖。胃痛起来，比肚中其他地方痛起来都要命。

“这药很灵，一忽儿就能雨过天晴。”汪孟邹耐心地在床边坐下，“这房间原先是个小书库，名声不好。上回一个孕妇来这里借书，跌了一跤，早产两个月。看看，这回，兄又肚子痛。”

“你是话中有话。”

“听出什么味了？”瘦削的汪孟邹眯起眼睛问。

“你想赶我出门。”

“啊，兄说准了！仲甫，不是弟舍不得把这屋子当栈房，而是老兄，该有自家的住房了，该把嫂夫人和孩子都从北京接来了。弟再怎么嘘寒问暖，总不如老婆侍候周全。”

“一个人过，也有一个人过的好，省心。你是知道的，我那老婆唠唠叨叨烦人。”

“肚子稍稍好受一点，就说这些没良心的话！”

陈独秀仔细按按肚子，脐左侧按按，脐右侧按按，一下子就高兴起来：“什么灵丹妙药，如此立竿见影？”

“仲甫，你我兄弟，弟说一句贴己话，兄不动气吧？”

“说就是了。”

“兄前日去铁工厂演讲，昨日又去小沙渡演讲，奔东奔西，饱一顿饥一顿的，铁打的菩萨也得闹出病来。能不能有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兄不是老喜欢提根本的解决办法么？”

“怎么个根本解决？”

“能不能不干这个活了？”

“什么活？”

“革命。”

陈独秀一愣：“你是说，要我金盆洗手？或者回头是岸？你当年是怎么支持我办《安徽俗话报》的，整整二十三期？你当年呼吁革命喉咙不比我弱！”

汪孟邹慌起来，连忙说：“兄别动气，兄别动气。”

窗外，檐水一直在响，夹着隐隐约约的敲竹梆子的声音。那架撑着伞的馄饨担子不知走在哪条深巷里。“孟邹啊，我不动气。我肚中唯有胃气，现在好不容易驱散了，我还能再动什么？再说，你这劝慰之语，也算是人之常情，我能动什么气呢？我老婆也常这么唠叨我，我耳膜都起茧了。可是你想想，孟邹，一个人，靠什么支撑着才活在世上？睁眼闭眼，也就那么几十年，白驹过隙，一忽而已，你说，靠什么撑着？你说呢？”

“兄说吧，兄一向是弟的先生。”

“无非两个字，”陈独秀伸出两根指头，“理想。”

“弟当然明白，就如弟亦有理想一样，一辈子卖书、借书、印书。兄为弟写的联 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 ，弟都带来上海挂在厅堂上了！弟焉得没有理想？”

“听明白了，我所信奉的，就是你的这个理想：卖书。我叫卖的，是主义。我的目的，是要叫全中国都迷上这本书。你我的国家太苦了，知道吗？你我的民族太苦了，知道吗？已经苦了多少代多少年了，我见着不忍心，知道吗孟邹，我陈独秀不忍心！我生到人间来，就是为这个才活着的！我先前叫卖的是子弹，因为我参加过暗杀团，造过火药，后来我明白，一粒子弹，在中国，打穿不了什么。我明白了这个理之后，我才开始叫卖主义，我觉得主义才是最厉害的火药。你现在劝我不要干这码子活了，就等于给我一根绳子，叫我悬梁，给我一把刀子，叫我割颈！”

“弟明白了。”汪孟邹站起来，“仲甫，孟邹既无意给兄绳，也无意给兄刀，今日之言，算孟邹都是废话。我这个人，书库里待久了，也快迂腐成一条书蛀虫了。兄别在意，兄安生睡。”

他走到门口，拧灭灯，关上门，忽又在片刻之后轻轻推开门。

“仲甫，”汪孟邹在黑暗中说，“兄是一个伟大人物，真的，兄一点也不比我书架上的那些世界伟人逊色。”

“又是一句废话。”

“真的，我们皖人脸面有光了。”

“还是废话。”

北方邻国果然秘密地来人了。

京城四月，尘沙大，浮灰和阳光搅在一块儿暖融融地下来，这就使得街面上有了春意。京城厂甸一带有几条吃食街，带着浓郁京味儿的叫卖声整日在这里响成一片。

“豌豆黄！驴打滚！来块大切糕喽！”

“糖豌豆来，江米粥！扒糕，凉粉，老豆腐！”

一伙外国男女满面笑容地走过这块热热闹闹的京城繁华之地。连片的吃食摊、风筝店、风车铺，使这些初到中国京城的人很觉稀奇。就在陈独秀于上海闹胃痛的这一天，李大钊在京城诚恳地接待了几位来自北方邻国的客人。

他们是秘密来的，身份不是共产党，是记者。

领头的是威金斯基，他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往中国的代表团负责人，他在俄共党员、翻译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北京接洽李大钊。威金斯基才四十多岁，中国皇城的一切对他都很新鲜。他问李大钊，小贩们的这种美丽的吆喝是不是就是中国京戏的一种唱腔。李大钊告诉他，这种吆喝确实很像京戏里的道白。流动小贩们在大宅院门前的吆喝要比在这街路上的吆喝更见悠长，“开了锅的喽，炸豆腐呵”，一句长腔，要长到几层院子里的太太小姐都能听个明明白白；而在这街路上的呢，则讲究个短促，响亮，让路人听了耳朵一振，而耳朵是直接连通胃部的。

威金斯基哈哈笑。

笑完之后，威金斯基便要品尝小吃，李大钊连连说不成。为人东道，吃炸豆腐，这哪成，不成体统，但是路过一家切面铺，威金斯基却是死活不走了，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他的秘书夫妇也一齐停了下来，大家一个劲指指点点，看起来都要吃小吃。

切面铺子不大，门口照例挂一只竹箩圈，用红纸剪成的流苏糊了一圈，给人的感觉又厚道又温馨。

山东汉子杨明斋再三对李大钊解释说：“李同志，苏联朋友说，他们真的愿意吃这儿的面条。”

“这怎么行？”李大钊还是觉得过意不去，“太寒碜，太寒碜。前面就是番菜馆，有俄式大菜，说啥也总得让我在像样的饭馆里做一回东道。杨先生，你再跟他们建议一下。”

杨明斋用俄语叽咕了一阵，看来不奏效，威金斯基一行仍然表示对简陋的小面铺有浓厚兴趣。于是，李大钊双手一摊，说：“那就进吧，恭敬不如从命。”

门一推，掌柜便迎了上来。“来面还是来饼？”掌柜在油晃晃的围裙上擦擦手，笑容满面，“本店有葱花饼、大小薄饼、窝丝饼、家常饼、炒饼。”

“面条呢？”李大钊问。

“炸酱面、打卤面、热汤面。”

“面式不多。”

“本店还有几样炒菜：醋熘白菜、炒麻豆腐、肉丁酱。依在下看，每位先生还是来半斤炒饼，一盘醋熘白菜，一小碗酸辣汤，每份不过铜元五十枚，只合一毛多钱，本号讲究的就是这份经济实惠。”

杨明斋听得有道理，说：“我看就这么着，每人再加一碗打卤面！”

李大钊说：“那就真的太寒碜了。”

“李同志，我告诉你，威金斯基同志说：比起他们攻打冬宫那几天吃的东西，这儿就算是天堂盛宴了！”

“我发现威金斯基先生很实际。”李大钊笑。

杨明斋小声说：“威金斯基同志接着要谈的话题，将更实际。”

靠窗的座位上，一行人坐了下来。店里没别的客人，环境安然，惟听掌柜的刀在砧板上的那种鼓点般的敲击声。

通过杨明斋的翻译，威金斯基诚恳地对李大钊表达了以下的意思，温文尔雅与直言不讳的风格同时体现在这位年轻的俄罗斯人身上。“共产国际和列宁同志都对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斗争表示极大的钦佩和寄予极大的希望。中国应当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我们渴望能早日见到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

李大钊完全明了对方的意思，说实话李大钊也早就期待着这一次的对谈了。“我可以告诉威金斯基先生，在中国，党的组建工作，实际上已经在酝酿过程中。党的名称，还没有商定。我建议威金斯基先生尽早与陈独秀先生见面。”他这样说。

威金斯基不明白李大钊所荐之人。“陈独秀？”他问。

杨明斋说：“我们不清楚陈独秀。伯格曼同志，还有北大的俄籍教授柏烈伟，都只介绍过你李大钊同志。”

“不，我跟陈独秀先生还是不一样。陈独秀先生是中国最有号召力的刊物《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

“我听说过《新青年》。”威金斯基说。

“我三年之前回到祖国的时候，就向《新青年》投了一篇文章，叫做《青春》。陈独秀先生就是通过《青春》认识的我。”

“啊，明白了，你说的陈，就像是一只善于孵蛋的母鸡！”俄罗斯人说。

“中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破壳而出了！”

“我明白了。”威金斯基很满意自己的比喻以及这位李同志对这一比喻的自然引申。他觉得这位面相敦厚的中国同志非常聪慧，同时也一下子明白了他所说的“陈独秀”这三个字的含义。他到中国来，就是为的见这样的领袖人物。世上再强大的主义也不过是车轱辘，而领袖人物则是轮子，他们才接触路面。

“来啦！”掌柜用京剧唱腔喊。

面条端上来，碗碗冒着热气。客人们饶有兴趣地用筷子卷着长长的面条。

杨明斋吃了几筷，悄声问李大钊：“真有必要与陈独秀商谈？”

“杨先生，对你，我想谈一点我的感想。”

“请讲。”

“你很会走路。我知道你十九岁那年就从山东老家闯关东，一闯就闯到海参崴。你这叫万里投荒，一身是胆。这一回，你又走了万九*九*藏*书*网里路，带俄国朋友一路从海参崴来到北京。我请求你马上再走个万里路，从北京赶到上海去。我知道你特别有胆量走路。陈独秀先生会在上海欢迎你，你们的想法与陈独秀先生的想法将很快成为同一个想法。”

“北京到上海，我想，一万里路，大约是没有的。”

“不，”威金斯基停止了对面条的笨拙的转动，“我同意马上就去上海。我们既然来中国，就有走长路的准备。中国造座城墙，就有一万里。你看，李同志，连你们中国的面条都有一万里长！”

威金斯基尽管把手举得很高，他筷子上挂下来的面条还是顽固地与油晃晃的大碗粘连在一起。

李大钊哈哈大笑，他后来对吴廷康，也就是苏联的威金斯基说，你们俄罗斯人打比喻与中国人打比喻一样频繁，也一样传神。那是他与威金斯基已经很熟的时候说的话。威金斯基几次去了他的装饰优雅的图书馆接待室，见了他的诸如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之类的好学生，也散发了《国际》刊物以及英文版《震撼世界的十天》等书籍。他们无话不谈。而当后来李大钊知道了威金斯基曾是学统计学的，于是他更加直截了当地对威金斯基说，你要把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工农业生产的这些增长数字，统统搬到上海去说，陈独秀将会更懂这些数字的含义，他会把这些数字制成节拍供自己跳舞。他是中国最为优秀的思想舞蹈家。

一个月之后，杨明斋便带着威金斯基走入永定门火车站，坐上了南下上海的列车。

五月，气候大幅复暖，午后的车厢暖和和的，夹着些许臭味。

一名铁路警察见有洋人上车，便立即狐假虎威地喝令男女同胞让出座位来。“起来起来！不准坐！”警察以木棍指准一个老头，“没见着人家洋大人上车？”

“老总，”老头嘟嘟哝哝说，“他是人，咱不也是人 ”

“少给我废话！”警察劈胸揪起老头，又对已经靠窗而坐的高君曼恶狠狠说，“你也起来，长耳朵没有？”

高君曼说：“先生，我带着孩子 ”

“你也废话？”警察瞪眼。

“老总，你看我有那么多箱子包裹 ”

“耳朵聋了是不是？”

威金斯基看不下去，指着高君曼说了几句话，杨明斋立即翻译给那个警察听：“洋大人说了，别赶这位女士，大家挤一挤，可以一起坐。挤挤暖和嘛，这是讲究世界大同嘛。”

“是，是，”警察赔笑，“洋大人鼻子高，气就宽。”

铁路警察随后又沉下脸，举起黑色警棍，威吓高君曼：“洋大人让你坐着，你就坐着，坐规矩一点，你小心了，说话别冲洋大人的脸，走路别踩洋大人的脚！”

这番话说完不过几分钟，情势便立刻起了变化，起变化的缘由是两位穿黑袖衫的便衣警察从站台急急忙忙挤上了这节车厢。他们紧盯着已经坐稳的威金斯基夫妇，互相耳语几句，接着便又与那位穿制服的铁路警察耳语了几句。

铁路警察的表情迅速起了变化，显得阴沉起来。

“喂，”铁路警察与两位便衣一起挤到威金斯基面前，“你们是从俄国来的？”问话显得很不客气。

杨明斋代为回答：“是的。”

“俄国的皇上现在叫列宁了是不是？”

杨明斋耸耸肩膀，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你们是列宁派来的？”

“不是，他们是记者。”

“记者？”警察取过威金斯基递上的记者证，左看右看，没看懂。“你们是俄国的过激分子吧？”

威金斯基说：“我们是苏联著名报纸《生活报》的记者。”

警察瞪出眼球：“干什么来了？”

“我们希望在贵国筹办一个华俄通讯社。”

“去上海干什么？”

杨明斋代为解释：“上海，那是人最多的地方，他们想去看看。”

“找谁？”

杨明斋火了，装出高等华人的派头，拖个长腔：“人家是外国人，你们啰唆什么？”

“找谁？”两个便衣警察挤上来逼问，气势汹汹，毫不客气，脸拉得很长，“找谁？你们一定有谁要找！”

杨明斋说：“找谁还不一样？采访嘛。”

便衣不依不饶：“你说，老毛子要找谁接头？”

坐在一旁的高君曼忽然高声说：“别问个萝卜不生根，他们是找我丈夫去！”

警察一愣：“你？”

“你丈夫是谁？”便衣盯上来。

高君曼尖着声音说：“我丈夫姓高，上海办大报纸的！我丈夫请他们去上海走走，犯了哪家子法了？他们一不偷，二不抢，坐坐火车还不成吗？徐大总统不乐意了是不是？”

三个警察一下子都被这个泼辣的女人镇住了，不由得面面相觑。

高君曼又尖叫：“火车都误点了，你们还磨蹭什么？你们不赶路我们还得赶路呢！”

这时候旅客们都开始声援了，左一拨儿右一拨儿的都在说：“都误了点儿了！这是干吗呀！”

三个警察撑不住了，开始撤，一边踢着边道上的箩筐和藤箱，一边骂骂咧咧。

在火车开动之后，杨明斋凑近车窗，小声地对高君曼说：“这位大嫂，谢谢了。”

高君曼没有理睬，只是看着窗外。窗外的树木跑得越来越快。

黑子爬上母亲的膝头，细声细语问：“妈妈，爸爸姓高了？”

火车入津浦铁路，渡长江后又入沪宁铁路，一路走走停停，跑了两天一夜才到上海北站，弄得高君曼疲惫不堪。出站后她就坐上了汪孟邹早就叫好的马车。喜子还依稀认得汪孟邹，在母亲的提示下叫了一声“汪伯伯”。

马车在离开北站之后，便一路小跑，叮叮当当，进入法租界。

汪孟邹指点着前方马路，对高君曼说：“转个弯就到。这是霞飞路，你以前常逛的。那幢房子我看真的很合适，仲甫一定能谈下来。”

“租金不知贵不贵？”

“都是安徽老乡亲，陈独秀又是他老部下，能敲竹杠吗？”

马车刚到门口，喜气洋洋的陈独秀就奔出门来。

黑子跳下马车扑了上去：“爸爸！”

喜子也扑了上去：“爸爸！”

陈独秀说：“租下来了！租下柏公馆了！楼上卧房里什么都有，大钢床，红木柜子，大书桌！他们甚至说不收我租金！”

高君曼笑了，连声说：“来搬东西呀！”

汪孟邹说：“仲甫兄，夫人接到了，孩子接到了，弟也该归还令箭得胜返朝了吧？”

他笑着跳上马车就走了。

还没等汪孟邹的马车在亚东图书馆门口停下，老门房便推出玻璃门，大惊小怪地冲马车报告：“有洋人等着！俄国来的！”

威金斯基夫妇和杨明斋都坐在营业房里等汪孟邹。柜台上摆着的三杯茶已经凉了。杨明斋说：“您就是陈独秀先生的房东汪先生？这两位是俄苏记者，专门来上海见陈独秀先生的，有要事相商。李大钊先生的亲笔信在此。”

汪孟邹半信半疑地接过李大钊的亲笔信，一瞅，吓一跳，赶紧拉开玻璃门，冲到街上，大声招呼那辆正在松缰离去的马车。

“马车！回来，马车！”

他叫了一辆，又叫了另一辆。

两辆马车嘚嘚地赶到了老渔阳里。刚由柏公馆改为陈公馆的这幢二层宅邸此时却是静悄悄的。汪孟邹几次大呼仲甫，均不得回音。

于是汪孟邹便轻轻走上楼梯。卧房的门闭着，他唯见黑子和喜子趴在门外光滑的地板上打玻璃球。所有从北京带来的箱笼和包裹，还堆在门外没有打开。

“爸爸妈妈呢？”汪孟邹蹲下来。

黑子点点紧闭的卧房门，一边继续认真地用大拇指击球。

汪孟邹敲卧房门：“仲甫兄！仲甫兄！”

不见动静。

汪孟邹心里苦笑笑，下楼，对客厅里坐候的白皮肤男女客人说：“陈先生可能不在家。”

杨明斋奇怪了，一再说：“汪先生不是说过，陈先生刚搬入这间新居么？”

“那 那我再去找找。”汪孟邹复又上楼，踌躇一番，终于又开始敲卧房的门，他这回劲儿使大了一些。

“仲甫兄，我是孟邹，我知道你们都累了，”汪孟邹压低声音说，“有客人来拜见你！远道来的！”

房里终于传来陈独秀瓮声瓮气的嗓音：“叫他明天来！”

汪孟邹下楼梯，走了几级，想想不对劲，复又犹豫着上楼，冲门缝轻喊：“是北京李先生介绍来的。”

“哪个李先生？”

“李大钊先生。”

“怎么不早说！”陈独秀声气很粗，一会儿就开了门。他赤着脚，披挂一件条纹睡衣。“人呢？”

“在下面。”

“信呢？”

“在下面。”

看陈独秀急步下楼，汪孟邹急了：“仲甫，你这样子？”

陈独秀也觉得不妥，复又上楼，数分钟后才整整齐齐下楼。他仿佛根本没看见客人，先问汪孟邹要信。

“信呢？”他大声说。

汪孟邹取出信函。

陈独秀读罢，眼睛便烁烁地亮。他非常明白李大钊的用意。这是一种契机。北京的李大钊从心底里感觉到了这种契机，而希望上海的陈独秀同一时间用肩头来感觉它。

于是陈独秀凝视着威金斯基的蓝眼睛，以英语说：“威金斯基先生，我就是陈独秀。可以说，我早就盼望着你来了。我期待着我们之间的讨论和合作！”

“这是我最愿意听到的一句话。”威金斯基立即像大鸟一样展开双臂，与陈独秀做了一个拥抱的动作。

随后，陈独秀便优雅地吻了吻威金斯基夫人的手。刚吻罢手，楼梯上就出现了容光焕发的高君曼。而这位女士的出现，则顿时叫威金斯基夫妇和杨明斋目瞪口呆。

杨明斋一时口吃：“陈独秀同志，这位是 是您夫人？”

“贱内，刚从北京来的上海。”

“啊！”威金斯基大笑着说，“在没有与陈同志合作之前，我们已经与陈夫人紧密合作过一回了！”

下楼的高君曼笑得抿紧了嘴巴。她认出了火车上的朋友。威金斯基夫人冲了上去，一下子就与高君曼紧紧搂抱在一起了。

当夜，陈独秀睡不着。在孩子们的轻微的鼾声里，他对着高君曼的耳朵说：“你知道有一种绳子，能够同时与二十四口铜钟牵在一起吗？我听人说过，俄国有一个教堂，东正教的教堂，就有这样一条大绳子，那绳子复杂得简直就像一件绳衣，穿在敲钟人身上。那敲钟人手也动，脚也动，屁股也动，如同跳舞，一跳，就扯得二十四口钟一齐当当响。”

高君曼抚着丈夫的厚墩墩的肩膀。她不明白他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我觉着，”陈独秀又把热热的风吹到高君曼耳朵里，“那个敲钟人的面相，那种模样，就是今天那个威金斯基。你别奇怪，我感觉着就是这样。”

“睡吧。”妻子说。

“威金斯基真是个跳舞的人。他的绳子很长。上海有口钟，他也牵着了。”

“睡吧。”妻子说。

半夜时分，高君曼又被雪茄烟雾呛醒了，她看见枕头上方有烟头明明灭灭。

“他也不是那个敲钟人。”她又听见丈夫这么说。

“敲钟人是谁？”

“列宁。”丈夫说。

高君曼第二回醒来的时候，已是黎明。海关大楼方向传来了隐隐的钟声，里弄口也有了刷马桶的沙沙声。陈独秀站在露台上，背影黑黑的，雪茄的青烟一阵阵地笼罩着他的后脑勺。

高君曼叹息一声，走上露台，拉陈独秀回房。

陈独秀纹丝不动。

“想什么呢？”

“想我自己。”

“不只想你一个人吧？还在想什么人吧？”

“你说什么？”陈独秀回脸。

“你在上海，是不是有女人了？昨日你跟我亲热的时候，我就有这感觉。”

“你感觉奇怪，问得也奇怪。”

妻子不做声。妻子知道丈夫在北京期间去过许多不该去的地方，起码是一个大学教授不该去的。小报上老登这些花边新闻，陈独秀见着这些花边从来不以为然。

女人对陈独秀而言，如同空气一样不可缺少，而且空气还要求新鲜。高君曼知道这一点。

“女人，虽然重要，”陈独秀说，“但是对我而言，君曼，你要记住，我来这个世界，从根本上说，不是为女人而来的，是为理想而来的。”

高君曼为丈夫披上衣服。陈独秀盯着东边的晨曦，又说：“人生一世，一副皮囊几十年，若不紧着为国人谋利益，徒活而已！”

“你这个人呀，不是叫女人神魂颠倒，就是叫女人心惊肉跳。”

“威金斯基来了，钟声响了，往后，你心惊肉跳的日子还有呢。”

“我也常纳闷，捏捏耳垂子，肉也不薄，怎么就这么没福气！我自己没福气，倒也罢了，只是想着孩子们可怜。”

“此言差矣，君曼，你要知道，孩子们并不可怜！做陈独秀的子女，是一种福气！”

“做陈独秀的女人，也是一种福气，是不是？”

“就我所知，君曼，你已经多时没说过有志气的话了，就这句话，见了志气。我不管是坐牢，还是砍头，你都要当做一种福气来享！”

“你说疯话？”

“我没疯。我只不过想告诉你，我这个人，命里就不安分，是会永远直接行动下去的。不过，这一回，这个人不会再做孤胆英雄去上街撒传单，他是要结成一帮同党，群体行动，以马克思学说为宣言，拯四万万同胞于水火！这件大事要做成了，就驱除国家黑暗而言，无异于日出东方。”

“我发现我越来越听不懂你的话了。”

“啊哈，你说出了应该由我对你说的话。”

“你这人好没良心！”

“威金斯基太太，就是那个漂亮女人，她就永远不会这样骂她丈夫。”

高君曼无言。高君曼就这样重新开始了上海的生活，实际上她从第一天开始就处在一种莫名的紧张之中，无论是对陈独秀的主义，还是对陈独秀本人。

这种感觉一直伴随到她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上海去南京。她去南京之前，已经从陈独秀身上，明明白白地闻到了另一个女人的气味。

陈独秀确是敏于行动之人。在与威金斯基交谈数次之后，他决定立即组建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借以推动全国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那是五月，五月的一个早上，三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就兴致勃勃地来敲陈宅的石库门了。

敲门的是一个性急的中年人，手里拎着一瓶日本清酒。此人便是上海《星期评论》的创办人之一、前两年当过浙江省议会议长的沈玄庐。

在他身后的一位，则是提着一只小藤篮的年轻人，面皮黝黑，颧骨凸出。他对清晨的强行敲门似乎感到不安。“太早了吧？”此人惴惴地对沈玄庐说。他叫陈望道，原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

“好事不怕早！”沈玄庐嘴上的两撇小胡子翘了起来。他嗓门大，手上劲也大。

另一个就是戴季陶，陈宅常客了，他安慰陈望道说：“不用担心，仲甫哪怕要发火，迎面一个喜讯，也不怕他不乐。”

陈独秀穿着睡衣下楼，脸上果然不悦。他昨夜握笔撰文了，一写就没个停，一直熬到鸡叫。

“什么事？一个个都属公鸡的，天不亮就嚷嚷！哟，这不是陈望道先生吗？”陈独秀认出来了。

陈望道说：“陈先生！”

陈独秀心里明白了，脸上顿起笑容：“好好好，我已经知道沈玄庐为什么提着酒了！”

沈玄庐哈哈大笑。

陈望道进门入院，便急急打开手提藤篮，规规矩矩取出一册英文书籍，递给陈独秀：“完璧归赵。”

“这叫完璧归陈！”戴季陶笑眯眯纠正，“还有一册，要完璧归戴！”

陈望道果然又取出一册书，恭恭敬敬说：“归还戴先生！”

戴季陶收下书，对陈独秀解释说：“我给他的是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是我从东京带回的。他主要是根据日文版翻译。你那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供他译时做重要之参照。仲甫，你知道不知道，陈望道先生可是躲到他义乌老家，挑灯夜译，一间柴屋、一张板桌、一盏油灯，实足三个月工夫，苦死了哟！陈先生，快取译稿，给仲甫兄过眼！”

陈望道从藤篮中小心翼翼捧出一大沓译稿。

沈玄庐赞叹：“仲甫，我这位浙江老乡可谓是不负众望！”

陈独秀掀稿而念：“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啊，啊，仅读几行，便知陈望道先生译笔之漂亮！来来，客厅坐！”

沈玄庐坐下，手指陈望道说：“仲甫，陈望道先生这一回来上海，就不回浙江了，我已经同季陶商量妥当，聘他为《星期评论》编辑！”

陈独秀喝九*九*藏*书*网一声：“酒呢？”

沈玄庐说：“在呀！”

陈独秀跺脚：“怎么不喝？”

高君曼出现在楼梯口，头发蓬蓬乱乱：“当家的，你这两天血压高！”

陈独秀说：“共产主义幽灵进家门了，血压再高也不能不举杯！喝！”

沈玄庐乐得大叫：“喝！”

陈独秀说：“君曼，快上酒杯！柜子里有五香花生米！我昨日买的！”

高君曼端来了白瓷酒杯，叮叮咚咚排开，众人一一斟上。

陈独秀举起手中酒杯说：“一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为陈望道，三为专门借我这册英文版的李大钊，四为贡献出日文版的戴季陶，五为诚聘陈望道来上海共事的沈玄庐，干杯！”

众人听得高兴，齐喊“干杯”，正待痛饮之时，只听陈独秀急喊一声：“慢！”

陈独秀说：“我今日兴奋，再多说几句。这本《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圣经。起始是德文版，后来出了英文版、俄文版、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在中国，一直没有全译本。北京南京报章上，断断续续译出一点章节的，倒是不少。我与守常先生不止一次谈起，什么时候才能有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呢？我南下上海之时，李守常专门借来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托我到了上海之后找人翻译，争取付梓出版，后来，我就找到了这位浙江义乌人氏！我给了他英文版，季陶给了他日文版。啊哈，亏得你陈望道是义乌人氏啊，义乌人素以骨头硬朗著称啊。当年戚继光抗倭，专门招募义乌人组成戚家军，攻无不克。你陈望道看来也是攻无不克，必是戚家军之后。望道，你今日立下大功了！你为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望了道了！来，来，为中国共产主义者有了自己的全译本圣经，干杯！”

沈玄庐马上扯扯陈独秀衣袖，小声问出版经费问题，一本书要问世，绕不过一个钱字，他知道陈独秀手中无钱。陈独秀告诉他洋人肯出钱资助，沈玄庐听不懂，问是哪方洋人，陈独秀说了一句威金斯基，沈玄庐便明白了，同时也放了心，不然，他这个小财主是少不了要慷慨解囊的。

众人都为书稿的翻译和出版不成问题而开心，一齐举杯，正待畅饮，忽又听陈独秀豪情万丈地说了一声“慢”。陈独秀环视大家，说：“还有一句重要之言，必得先说。”

沈玄庐大大地不满意了，说：“唉，这杯酒怎么这么难喝。说到底，还不是你陈家之酒，是我沈家的酒！”

陈望道想笑，不敢笑。

陈独秀激情难抑地说：“你陈望道既已译了《共产党宣言》，就是半个共产党人了。你戴季陶你沈玄庐虽为国民党员，但向以《星期评论》为喇叭鼓吹社会主义，又联合翻译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么说，也该是半个共产党人了。既为同道，便是同党，我们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也该应运而生了！”

还不等大家接口，忽有一戴眼镜者闯门而入，连呼：“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

李汉俊来了。李汉俊也是考茨基那部书的译者之一，也算上海《星期评论》的创刊人，三个月前《星期评论》编辑所从爱多亚路新民里五号搬到了他的白尔路三益里十七号私宅，他更成了这本明星杂志的中坚，陈独秀常去白尔路，他也常来渔阳里，双方都是直进直出，不拘礼节。高君曼赶紧补送一只酒杯，沈玄庐为李汉俊斟了酒。

李汉俊说：“共产主义信仰者若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实际行动，只是做文章说空话，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仲甫兄昨日还跟我说过这个意思。”

陈独秀大笑，拍拍李汉俊的肩，说：“什么我的意思，中国要成立无产者之政党，最早还是你汉俊的意思嘛！”

陈独秀记性好，说的没有错，李汉俊确实是中国最早提出需要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人。去年秋天，李汉俊从日本人手中翻译了《世界思潮之方向》后，就在译文中写下了“人家叫我民党或革命党，我应该有切实的打算”，陈独秀读过译文本《世界思潮之方向》，体会得到译者李汉俊的激动，实际上他当时在北京读到李汉俊的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也是一动的。

李汉俊说：“仲甫既然拿了主意，我岂有不来啸聚的？”

陈独秀于是问：“那么，诸位意下如何？”

沈玄庐嚷：“这还用说？我们以举酒代替举手，先把这杯酒干了吧？”

见酒杯一只只举起来，陈独秀又把手一挥，说：“慢！”

沈玄庐愕然了：“你还慢、慢、慢，你今天存心不让我们有口福，是不是？”

陈独秀说：“一个党的取名，如同一个人的取名一样，必得响亮。名亮则路宽，路宽则人众，人众则事成。我们既然组党，必先要取一个亮堂堂的名称。”

“啊，也对，也对，”戴季陶说，“就如安庆有亮堂堂的独秀之山，安庆人就有亮堂堂的独秀之名。”

陈望道说：“我们按不按马克思的取名呢？”

陈独秀斟酌一番，说：“那就取名中国共产党，如何？”

李汉俊赞同：“我看可以。”

“依我看，不妥。”戴季陶表示了异议，“中国信仰共产主义者并不多，凤之毛，麟之角，还不如取一个更易于大众理解的称谓，比如：中国社会党。”

“更是不妥，更是不妥，”李汉俊摇手，“天津的江亢虎就成立过中国社会党。”

沈玄庐寻思半天，说：“体肤为社会党，骨肉为共产党，也是一法。”

陈独秀说：“兹事体大，我还是写封信去北京，与李守常商议之后再定。”

沈玄庐忽然大叫：“管他什么名，先把这杯酒干了好不好？举得手都发酸了！仲甫，不准你再说慢了，你敢再说一声慢，沈某人跟你拼了！”

陈独秀说：“干！干！”

酒杯互碰，叮当一片，众人终于喝成了酒。沈玄庐带的酒还是好酒，“月桂冠”牌，陈独秀避难日本时就喜欢喝这牌子。

陈独秀当夜就喷着酒气，提笔给李大钊写了封长长的信。

这一天的暮色之中，李大钊走入后闸胡同，一推进家门，妻子赵纫兰就迎了上来。“这么迟才回来？开会了？”

李大钊说：“复了一封长信，很紧要，寄上海的。”

赵纫兰猜出来了：“给陈先生的？”

李大钊接到陈独秀的长长的信函后，旋即也复了一封长信，郑重建议中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名称，还是叫中国共产党为好。

赵纫兰为丈夫换上拖鞋。李大钊说：“仲甫在上海已经开始行动了，我在北京也须加快步伐。明天我就想找几个人谈谈，好在湖南的毛润之为驱张之事也在北京。”

赵纫兰一拍手：“啊呀，忘了告诉你，那个毛润之前两天来家里找过你。”

“他来过了？”

“说是辞行来的，他要去上海，有一批湖南青年要去法国勤工俭学，他说要赶去送行。”

毛泽东挽起裤管，把自己的光脚放入溪泉中。

这里是山东曲阜孔庙，松柏长得密密麻麻。

毛泽东在南下上海途中，特意在山东的泰山和曲阜等地停留。来曲阜，自然是想看看孔子的故居和墓地。

毛泽东揩干净双脚，穿上黑面布鞋，径往大成殿而去。

入了空无一人的大成殿，迎面便是孔子塑像。毛泽东觉着了一阵阴凉，顿感气氛庄肃。孔子的面相发黑。

毛泽东观视塑像良久，末了，一屁股坐下来。

他一时觉得有满腹的话，闲坐无事的孔子恰可以做他的对谈者。

“孔老夫子啊，孔老夫子，三千年前，你的弟子在树下躲了雨，我毛泽东今日也在孔府的树下躲了雨；你的弟子洗了脚，我毛泽东今日也洗了脚。既已濯足，便为弟子，不管你相认不相认，我毛泽东自今日始，算是你孔老夫子的弟子喽！”

说到此处，毛泽东前倾弯腰，鞠了一躬。

“去年这个时候，北京大呼要打倒你的孔家店，我在湖南，也挥拳高呼砸烂孔家店。如今想一想，你老夫子开过店吗？你不是开店之人，你当不了掌柜的。你就是开店，也开不出一家好店来！你呀，老夫子，你无非就是一匹马，一辆车，坑坑洼洼到处走罢了。你既未开过店，我们为什么要跟你这个假店主过不去呢？你想过这个道理没有？看来你没有想过。我倒是想过了，我今天告诉你，其中之关键，是你的文章没有做好。”

孔子沉闷不语。毛泽东摇了摇头。

“你虽述而不作，但是你之所述，其实，也并不漂亮。大约是你老了，所以蠢话很多。你用你的语言搓了一根绳子，这根绳子本来是挂你的店牌的，你却没有去挂，反而拿来束缚国人的手脚，尤其是我们青年人的手脚。这一缚，就缚了两千多年。须知束缚是有代价的。既有束缚，便有反抗。所以我们这些晚辈就认定你有一家店，便要用石头来砸你这个店。我小名石三伢子，我这块石头虽不大，也是砸着见痛的哟！”

说到这里，毛泽东笑起来。

“但是你不要怕，”毛泽东又说，“你连个店号也没有，你怕什么？如今要怕的，倒是我们这些石头，包括我这个石三伢子。我们砸了你的店子，我们又开什么店呢？我们能卖什么东西呢？其实，老夫子啊，我们也没个店号，我们再怎么盘算，也盘算不出有哪一票扎扎实实的货于今可以卖给国人。所以，没法子啰，我毛泽东今天还是愿意跑来这里，来你老夫子面前洗一回脚，做一回你的弟子！好歹你还有个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我愿意听；你还有个 有教无类 ，我愿意听；你还有个 未知生，焉知死 ，我愿意听！我这么说，你老人家该满意了吧？”

毛泽东等了半天，没听孔子言语，便长叹一声，起身，袖子一挥，走了。

大成殿前松柏摇动。毛泽东一步步踱于松柏之下，神思凝重，凝重之间还颇有些怆然。中国叫孔夫子摆弄了这么多年，什么东西都集“大成”了，积重难返，要改变一点什么，真个是难，但是一个民族总是要有新路摆在眼面前的，孩子一代一代生出来，路总是要不断地走下去的。孔夫子之后，该走什么路呢？中国总不能再走死路吧？虽说死路两旁一直是松柏常青。

毛泽东到了上海，到处打听陈独秀，都没结果。

他来上海，其目的，除了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之外，就是想求教陈独秀。他觉得陈独秀应是孔夫子之后的“集大成者”，虽然还没见陈独秀端出自己的完完整整的主义，但是站在其身旁的两位先生，一位赛先生，一位德先生，却早已在中国知识界深入人心了。

而陈独秀这一时期却没有多谈这两位“先生”，他谈工人，他现在已经明白去年李大钊老是谈工人的意思了，他连续几天都忙于在上海纺织工人集中地小沙渡作演讲。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虽还有限，但其觉悟和组织程度，已越来越为此时的陈独秀所关注。

讲台下人头攒动，刚下班的满脸疲惫的纱厂女工们慢慢汇聚在这里，一齐睁大眼睛听陈独秀演讲。

“诸位工人师傅都知道自己的力量吗？”陈独秀现在的演讲，握拳头的动作越来越多。这里是沪西小沙渡工人补习学校前面的露天讲台，陈独秀面对的是密密麻麻的纺织女工的眼睛。这些眼睛总是明亮者少，灰暗者多。“我们扯山海经的时候，总是说，我们不过是个小小的工人，能有什么力量呢？工人师傅们，你们是有力量的！你们看看四周，我们每一个人穿的衣服，不都是你们纺的纱、织的布？要是没有你们，所有的人不都要活活冻死么？商人还能做生意吗？兵士们还能打仗吗？小孩子还能长大吗？街上还有人走吗？”

一个小个子工人慌慌忙忙挤进人群，又挤到演讲台边上，看他那副紧张如满弦的神情，十有八九隐藏着坏消息。果不其然，当他把李汉俊召下演讲台耳语几句之后，李汉俊的脸色也顿然变了。

李汉俊跳上台，捅捅陈独秀后腰，低声示警：“警察马上要到，停止演讲！”

陈独秀不睬，继续打手势，他正在兴头上。

“你们要懂得，这世界，本来就是你们创造的！没有你们便没有世界！但是，你们创造了世界，世界却仍旧叫你们受穷，你们辛辛苦苦，起早摸黑，饿了，吃不饱！冷了，没衣穿！病了，缺钱抓药！生下孩子，念不起书！工友们，兄弟姐妹们，你们要团结起来，改善自己的境遇啊！”

工人们听得专注，许多眼睛在慢慢亮起来，而李汉俊心里的鼓点此时也越来越响，细细密密的冷汗从他的额上渗了出来。他摘下眼镜擦一擦，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手指在打抖。他很不满意陈独秀的故作镇静，这不是革命者应有的风度。

“仲甫，还是走吧？”他又悄悄伸手，扯陈独秀的西装衣襟，扯得很有力。

陈独秀烦了，一把将他搡开，继续大声说：“工人兄弟姐妹们，你们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成团体，那是不行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是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里面出风头，旧的工会公所里面，一大半也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他们不会给你们谋取任何利益！觉悟的工人呵，你们要另外联合起来，组织起你们真正的工人团体！你们要用自己做工的双手，替自己谋利益！”

“对！”人群中有人喝彩，“陈先生说得好！”

陈独秀大声喊：“工人兄弟姐妹们啊，团结，就是力量啊，五指捏拢，就是拳头啊 ”

话没讲完，李汉俊一把扯住他，就往台下跑。陈独秀正待发火，却已经听见有人惊叫“警察”，人群哗的一下开始大乱，女工们一齐发出尖喊声，这喊声犹如几百块窗玻璃同时碎裂。

李汉俊迅速翻过讲台后边的一堵围墙，有工人托了他一把。然而陈独秀却不行，接连爬了几下，虽手上都是青苔，却还是没有翻过围墙。陈独秀心里骂，屁股底下这五六双手怎么都轻绵绵的，还不如高君曼那双手，他家厨房里那扇窗子那么高那么窄，他还是能像条鱼一样钻出去。就在这么想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像朵云一样飞了起来，接着便与小半堵墙一起轰隆而坠了。他觉得屁股痛，而一动弹，又觉得右脚比屁股还痛。他喊李汉俊，没回音，不知是被接走了还是被抓走了。

“过激分子跑了！翻墙了！”墙隔壁有人喊，并且有警笛嘟嘟响。

陈独秀咬着牙站起，一瘸一拐奔逃。他想，再痛也得忍着，不逃不行，上海警察不见得比北京警察心肠软。但是在翻过一道黄泥土墙之后，他只感到脚踝钻心般痛，刚想喘气，忽又听见警察的沙哑的喊声：“在这里！”

陈独秀心里急，想使劲跑，又想干脆不跑了，娘的，站下来不跑，又怎么样呢？正在犹豫当中，忽然耳边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快进这儿！”接着他就感觉到有一只手狠狠拉了他一把。

这是一个暗黑的门洞。陈独秀闻到了女人的气息。这个女人在暗黑之处使劲按着他的头，不让他动弹。

门洞外响起纷乱的脚步声，间杂着警察的大呼小叫声，如同一股浊流，哗哗而来，又滚滚而去。陈独秀在暗黑之中抬起眼睛，想看清一个人的脸，但是他看不清，只感觉这个人脸很白。

“你是谁？”他问。

“医生。”

“医生？你是医生？”

“我是医生。”

“为什么我伤了，就会有医生出来？”

“我一直在听你演讲。你说话真是有力。你的脚扭伤了，你该用点药。”

女人说话的声音很柔，耐听。陈独秀再不言语。几分钟后，她扶着他穿过一个门洞，又穿过一条窄窄的里弄。陈独秀现在才看清了她，她一张脸很漂亮，眼睛和眉毛都很细，鼻梁挺挺的。陈独秀一直没有吭声，任凭那女人叫了一辆黄包车，坐了上去，几个弯之后，他又被扶进了一间旧旧的平房，平房里都是质地很沉重的家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药水味儿。

按照女人的吩咐，陈独秀倒在一张竹躺椅里，然后把右脚高高架起。

女人叫他忍住痛，脱了他的旧皮鞋，又脱了他的湿漉漉的袜子。浓浓的臭味从空中一阵阵散开出来。女人闻着，也不回避，也无表情。她先用毛巾，再用酒精，净了他的脚，然后调和着一种褐色药膏，仔细地为他敷抹。陈独秀龇牙咧嘴，感觉到又凉又痛，但是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在心里已经确认她是个医生了。医生这种职业，他一向是敬佩的。女人问他痛不痛。陈独秀说：“稍微有一点。我在北京也翻过一次墙，脚也扭过。”

“那就是陈伤了。”女人说。

一个男孩探进头来，四五岁的模样，脸很圆，头发盖在眉毛上。他看看陌生人，又看看女人，说：“妈，我要吃番薯。”

“自己去锅里拿，乖！”女人说。

孩子走了。陈独秀问：“你先生呢？”

“别提他。”

为什么别提呢？陈独秀木然，后来又摇摇头。

女人笑一下，说：“我是一双他穿过的鞋子，说扔就扔。扔了都五年了。”

陈独秀瞧着自己的光脚丫子出神。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施芝英。”

“听我演讲，什么感觉？”

“没听你讲话之前，我是这个感觉。”施芝英伸手，按熄电灯，房间顿时一片灰暗。“听你一番讲话，就是这个感觉。”

她复又打开了灯。

陈独秀觉得这女人聪明。

“书生之言，不会有这番功用吧？”陈独秀淡然地说，一边说，一边心里振奋。他始终明白自己讲演的那种冲击力。

施芝英的回答态度诚恳：“不然，我也不会救你。我一个弃妇，敢背你敢扶你么？”

陈独秀盯着这位穿着碎花儿布衫的女医生，仔细盯着，长时间盯着。这时候女医生就发出了一声笑，笑声碎碎的，同时，她的笑容很妩媚。

就在这一刻，相隔四个街区的上海半淞园里，站在九曲桥边的毛泽东兴致也很高。

“诸位，诸位，”毛泽东高高举手，摇着，招呼众人，“离别时分，大家来合个影！你们到法兰西，我留在岳麓山，又要几度春秋不见故人喽！”

一群来自湘江岸畔的男女青年在上海半淞园聚会。几天后，其中的六位就将登轮赴法留学。

“润之！”赴法留学青年萧子璋忽然举起双手，按在毛泽东肩头，两眼直瞪，“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舍不得抛下你的杨开慧？”

“哪里话！”

“那就横下一条心，走！两天之后，跟我们一起登船，到法兰西喝咖啡去！那名单上，本来就有你毛润之嘛！”

有人附和，都说要毛泽东同去。毛泽东笑，摆摆手，他是铁了心不留洋的，于是他这样大声说：“第一，毛泽东不懂洋文，怕到了法兰西受气。子璋，你忘了？那天跟你学法语，三天没记准一个词。第二，大家都走了，总还要留个把人看看家吧？开开窗呀，扫扫地呀，看看这个很不干净的家到底还得怎么打扫呀，家里弄干净也很要紧啊，你们日后就不回湖南老家了？”

“有理，有理，”好几个人笑，“润之说话总是强词夺理。”

“我毛泽东还有几句话要说。”毛泽东的表情有点严肃起来。

“讲！讲！”大家点头。

“大家在湖南，学习很诚恳。到了法兰西，好学风务必不要丢掉。我有个建议，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有三名以上的会员，就要组织起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

萧子璋说：“这一条，我们能做到！”

“既然如此，”毛泽东说，“我还有个请求。”

“讲！讲！”

“你们远涉重洋，为的是西天取经。我在家中守门，是就地打坐念经。大家一个目的，都是苦苦探求救国之真理。我希望诸位游僧发现了什么，悟到了什么，必得来封信跟我这个在家和尚通通气，大家一定要互相启示，一齐得道，共同成佛！”

众人觉得这句话说得好，于是一起鼓掌。

“那么，八方和尚，一起拍照了！”毛泽东再次指挥，把大家唤在一起。

众人刚站齐，闻得咔嚓一声之后，便又听得一声尖利利的叫，那是一位年轻人跑进了半淞园，把手挥得像风车一样。

“毛润之！”那人喊，“你要找的人，在印刷厂！”

毛泽东果然在印刷厂见到了陈独秀。

找得好苦，总算见着了。他发现陈先生瘦了一圈，不仅瘦了，脚也有点瘸，毛泽东后来知道，这是他爬墙摔的。

陈独秀缓步走在机器旁，毛泽东从一旁扶着他。印刷机在滚动，机声嚓嚓。

“脚上不要紧吧？”毛泽东问。

“上了药膏，过几天就好。今日封建军阀扭了我的脚，明天我们就会唤起民众扭下他们的脖子！”陈独秀一说起伤脚，就有点咬牙切齿。

“陈先生的言谈和文章，始终犀利如青锋。”

“世间最犀利者，”陈独秀说，“莫过主义。”

“对，对，”毛泽东兴奋起来，“我近一个时期啊，一直在苦思这个问题。我到处追寻陈先生之足迹，就为的讨教主义之问题。”

陈独秀闻言，笑了，扭头问他见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没有？毛泽东说见过零散的章节，还是几个月之前在北京那座破喇嘛庙里看的，很觉新鲜，但因难窥全豹，所以也没有特别的感觉。

“那么，”陈独秀手指印刷机，“你看看我今天特地来校印的东西是什么？”

毛泽东的视线落在印刷机上：“《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立下大功劳的翻译家陈望道先生。”

陈望道从机房走了过来。

“久仰先生！”毛泽东微鞠一躬。

陈独秀说：“该 久仰 ！该 久仰 ！十多年前，同盟会员刘师培在日本办的《天义报》上，译过《共产党宣言》。不过，只译了个序言。去年四月，我们在《每周评论》第十六号上，刊登过《宣言》第二章的一部分。这一回，可就要全文出版了，陈望道先生真的功不可没哟！”

“哪里，哪里！”一向斯文的陈望道照例斯斯文文说，“润之先生的《湘江评论》期期拜读，文气磅礴，才是久仰！陈先生，你们那边去谈，校样出齐，我来叫你。”

陈独秀把毛泽东带到又新印刷厂西头的一个纸品仓库里，一坐落便直接问他：“润之为什么不去法兰西？”

毛泽东想一想，说：“陈先生，说不想去，假的，我其实也很想去，只是，若是大家都走了，中国的虎豹豺狼，谁打？你看湖南张敬尧，至今还在吃人。最起码，驱张成功，我毛泽东再去法兰西！虎豹豺狼有兵，新民学会有理，人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偏不信。我这人好斗，我就不信我毛泽东今生今世一定斗不倒他张敬尧！”

“人不可无傲骨。革命家更不可无傲骨，我看你很自信。”毛泽东的这种脾性，陈独秀很是欣赏。

“见笑于先生了。”

“不不，我喜欢这脾气。你我性灵，彼此相通。毛润之，你知道我加入过暗杀团吗？”

毛泽东不甚了了。

“也就是你这个年纪，不，比你还小两岁。也就是在此地上海，天天摆弄炸药，发了誓，要刺杀慈禧太后。此时听来，好笑吧？仅凭一身热血，要挽天下之危。这就叫只见个人，不见社会，不见阶级。从那时候起，我陈独秀留洋，办报，坐牢，奋斗，实足摸索了十七年，至今才算彻悟，明白救国之路，别无他途，惟马克思主义，惟俄式革命！”

陈独秀这么明确地赞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倒也是没有想到。陈先生与李先生所思所想，看来是一样的。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读过没有？”陈独秀果然又这样问。

“读过两遍。”

“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读过没有？”

“已经借得，尚未就读。”

“要读。还有，日本人河上肇写的《马克思唯物观》，亦可一读。再有，这一套《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校样稿，你可以带回去，先睹为快。”

“谢陈先生。”

陈独秀不顾脚痛，还是站了起来，走了几步，他的激情来了：“润之，我已经抱定一个信念，四万万中国同胞要站起来，所倚仗者，必马克思主义无疑！我们中国的脚，像我一样，已经扭伤了，在世界上已经站不直了，不赶快倚仗一种坚实可靠的主义，很难走路。你记住我陈独秀的话，中国，唯有倚仗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迎来德先生，才能迎来赛先生，才能使四万万中国人迎来永久之光明！”

毛泽东凝神看着陈独秀，胸中似有闸门渐渐升启之感。

十六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还回忆起了一九二〇年在上海的这次不平凡的会见。这次会见确是一次具有震撼力的谈话。毛泽东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还说：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自己也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当晚，毛泽东便在上海的下榻之处，细细读了宣言之全文。第二天，太阳照着这间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睡意。他看着东升的太阳照在门前“湖南改造促成学会”的油漆木牌上，熠熠发亮，他想，湖南也可能要亮起来了。这种亮，可能会很快，而且这种亮，跟张敬尧在不在湖南，可能并没有关系；而且跟湖南是否一省先行建国，可能也没有关系。

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就在他这么细细琢磨着的一个月之后，张敬尧终于被逐出了湖南。张敬尧并不是被民众的抗议声所驱逐，而是在直皖军阀之间的混战中败走麦城的。身居上海的毛泽东在获知这一消息时，却显得格外沉着。他已经不再相信湖南只走一个张敬尧便会出现新气象，而深信唯有动员民众参与革命，工农坐了天下，湖南才能真正亮起来，亮如旭日中天。

毛泽东买好了去长沙的船票之前，又专程去了一趟老渔阳里。不巧的是，主人又不在家，这一回，依旧是女主人高君曼给客人沏上一杯茶。

之前，毛泽东在弯起手指敲门的时候，门外还有个身材修长的蓝旗袍女人，悄悄地闪在了一边，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女人，他进屋之后，只注意到沏茶的女主人神色有些憔悴。

“我是来辞行的。”毛泽东对高君曼说，“请陈师母转告陈先生，湖南之事，务请他放心。我回湖南之后，第一，马上就创办一个文化书社。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我的书社愿以最迅速的办法，把救国之主义介绍给他们。师母，你在听我说吗？”

他发现女主人的眼睛老是瞄着窗外。

“我听着，毛先生。”

“第二，我打算组织一个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再发行一份《俄罗斯丛刊》。师母，我觉得，俄式革命的研究，对中国而言，实在太重要了！”

“哦，哦。”高君曼心不在焉。

“第三，我要派湖南青年去俄罗斯实地考察，不要一提勤工俭学，就是法兰西，我于今特别推崇俄罗斯。师母，是不是门外有客人？”

“别去理她。”

“是谁呀？好像有什么事？我去开门。”毛泽东站起来去开门。高君曼想拦，没来得及拦。

开了门，他便见着了那位身材修长的蓝旗袍女人。“请问你找谁？”毛泽东问。

施芝英说：“有样东西，要带给陈先生。”

她文静地举起一瓶药膏。

“药？”毛泽东说，“你送进去就是了。”

“她不收。”施芝英说。

“那我送吧。是陈先生用的？”

“是的，”施芝英转身走了，“谢谢先生。”

毛泽东回进门，将药瓶置于桌上。“有人送来药，说是给陈先生用的。陈师母，我先走了，务请你转告陈先生，请他注意听我们湘江之涛声。”

高君曼不言不语，伸出手，一抹，便将桌上的药瓶子抹下桌面，打落在地。

砰！碎片四裂，直叫毛泽东吓一跳。

高君曼双泪流出，歇斯底里起来：“陈先生是你们的一个好兄长，一个好先生，可是他实在做不成一个好丈夫！”

毛泽东离开老渔阳里的时候，心间阳光又减了几分。他觉得这位师母的做法有些过，以陈先生的思想界播火者身份，烧着一些男女，结交一些男女，原是寻常之事，摔罐子摔瓶子之举，过了，何况还是药。再说，你高君曼也是新潮女子，观念并不囿于大成殿，当年跟随亲姐夫双双远走高飞，不也是惊世骇俗之举？毛泽东在十六铺码头登轮之时，江风一吹，额头凉了，他便又开始从另外一条思路来思想这户人家。他想，陈先生作为思想领袖，若能立身谨严，自洁自强，那就更叫人高山仰止了。陈先生是不该叫自己的夫人这么难过的。湖南新民学会会员一律立戒不赌不酗不嫖，陈先生若能入这样的会，那就太好了。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轮船鸣笛的时候，他又这么想。一人一个活法，亦何必指点人家。再后来，除了湖南的事，他就什么都不去想了。